回宁村本来就这么百多户人家,之前已经有差不多一半人家签了拆移民协议,现在有杨建义牵头,其他村民见状,也就不再犹豫了,纷纷把协议给签了。这还不算完,马山水又把全村的人都召集到了村支部。“李总仁义,额们回宁村的人也不能差了事,咱们家家户户在周围村子都有亲戚,现在地里也么啥事,不如都出去,到亲戚家帮着政府一起动员动员,咋样?”刚刚马山水听马平贵说了被树立成典型的好处,当时就动了这个心思。既然都是......杨建义没吭声,只把两只粗糙皲裂的手往裤缝上狠狠蹭了两下,又抬起来,用指甲抠着掌心里的老茧——那茧子厚得发白,边缘翻卷着干皮,像一层被风沙磨硬的树皮。他蹲得更低了,几乎要把额头抵到膝盖上,肩膀微微抖着,不是冷,是憋着什么,又不敢放出来。院角那只瘦骨嶙峋的芦花鸡扑棱棱飞上土墙,歪着脑袋盯了他们一会儿,又跳下来,啄食地上散落的几粒糜子壳。李天明没催,也没再递烟,只是从随身帆布包里掏出一本硬壳笔记本,翻开,纸页已经泛黄卷边,最上面一行字是蓝墨水写的:“1970年冬,青石沟大队冬耕记事”。他用拇指摩挲了一下那行字,才抬眼看向马山水:“马支书,村里现在还有多少学龄儿童,实际在读?”马山水愣了下,下意识掰手指头:“上小学的……大概二十七八个?初中……就剩仨了,都在乡中学寄宿,一月回一趟家,路远,来回走二十里,都是跑着去的。”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上初中的娃,家里都咬着牙供,指望考个中专,出来当个民办教师,或者进粮站、供销社……可去年中考,仨娃里,一个数学考了七分。”空气静了一瞬。高书记喉结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李天明合上本子,轻轻放在膝盖上,声音不高,却像一块石头砸进枯井:“七分,不是不会,是没教过。”马山水嘴唇翕动,没接话。他想起前年县教育局派来的支教老师,来了三天,住不惯,嫌厕所臭,嫌水浑,第五天早上,人就拎着皮箱坐拖拉机走了,临走还说:“这地方的孩子,根儿里就缺那股子气。”“马支书,村里有废弃的窑洞吗?”李天明忽然问。“窑洞?”马山水一怔,“有啊,老庄子后头,原来挖来存糜子、藏红薯的,早塌了半截,没人用了。”“塌了,能修。”李天明说,“我今天不走,就住村支部。明天一早,你带我去看三处地方:一处是村里最平、离水源最近的荒地;一处是那几孔废窑洞;还有一处——你们村最早打的那口深井,在哪儿?”马山水彻底懵了:“老哥,你这是……要盖学校?”“先不叫学校。”李天明摇头,目光扫过院门口那两个刚扒着门框偷听、此刻又被马山水一声咳嗽吓缩回去的孩子,“叫‘回宁学堂’。不收学费,管一顿午饭,课本和本子,我从海城带。孩子来了,先识字,再算数,再讲讲外面怎么修高铁、怎么种大棚、怎么用手机查天气——这些事,不比背《三字经》难。”杨建义猛地抬头,眼睛红得像熬了三天三夜:“老哥,你真……真不骗额?”“我姓李,叫天明。”李天明从包里摸出一枚旧搪瓷缸,缸身掉漆,印着褪色的“先进生产者”几个红字,“这是我1972年在东北林场拿的奖。那时候,林场也穷,雪齐腰深,零下四十度,我们三十号人,硬是用钢钎和麻绳,从冻土里凿出三公里引水渠,浇活了八百亩苗圃。没人信我们能成,连场长都说,冻土上种树,纯属做梦。”他把搪瓷缸递给杨建义:“缸底刻着我的名字和年份。你要是不信,等回了固原,托人捎去海城,随便找哪个老劳模协会、老工会问问,李天明,是不是真有这个人。”杨建义双手捧着缸,指腹一遍遍抚过那凹凸的刻痕,像在摩挲一件圣物。他忽然把缸紧紧按在胸口,喉咙里咕噜一声,没哭出来,却把脸埋进了臂弯里,肩膀剧烈地起伏。这时,狗蛋悄悄挪到李天明脚边,仰起小脸,怯生生问:“爷爷……学堂里,能吃馍馍吗?”李天明蹲下来,平视着他:“能。每天中午,一个白面馍,一碗豆面汤,菜里带油星儿。”银花立刻拽了拽哥哥的衣角,小声说:“哥,豆面汤……就是咱煮糜子时,浮在上面那层黄黄的沫沫?”李天明笑了,伸手揉了揉她枯黄的头发:“比那香十倍。而且——”他顿了顿,从包里又取出一小袋真空包装的奶粉,“喝这个,长个儿,不晕乎,晚上睡得香。”奶粉袋子上的“雀巢”二字,烫得马山水眼睛发酸。他记得十年前,村里唯一一个喝过奶粉的娃,是镇卫生所刘大夫家的孙子,那孩子后来考上了宁夏大学医学院。当天傍晚,李天明没回村支部。他让马山水领着,挨家挨户敲门。不是汇报工作,不是填表格,就是坐在人家门槛上,看老人抽旱烟,看媳妇补袜子,看半大孩子蹲在地上用粉笔画方格跳房子。他问:“今年糜子卖了多少钱一斤?”“娃娃穿的鞋,是从哪捡的旧布纳的?”“夜里起夜,踩着的泥地,有没有坑?”他记,一笔一划,写在那本1970年的笔记本上。写完一页,撕下来,叠好,塞进村民手里:“拿着,明年开春,我回来,照这个单子办。”有户人家,女人正给瘫痪在床的婆婆喂糊糊,见李天明进来,慌忙用袖子擦碗沿,李天明却伸手接过碗,舀了一勺,吹凉,送到老人嘴边:“大娘,张嘴。”老人浑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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