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明在马山水家住了一晚上,转天就回了固原市里。他这边刚走,杨建义,还有村里平时和马山水走得进的几户人家就上门了。“大清早的,你们咋还堵着门的来咧?”“支书,那位李总走咧?”“不走干啥?还想让人家大老板帮着你们家干活?”马山水是个鳏夫,两个儿子,一个是乡里的干部,一个在南方打工,在回宁村算得上是头面的家庭了。平日里家里的事,都是他一个人忙活。杨建义等人来的时候,马山水正忙着收拾屋子呢。“哪......杨建义没说“不搬”,也没说“搬”,只说“再想想”。可就是这三个字,像块烧红的炭,烫得满院子人齐刷刷静了声。风从土院墙豁口钻进来,卷起几缕枯草,打着旋儿扑在狗蛋刚蹲过的地方,那地方还留着两道浅浅的泥印子——孩子蹲得太久,裤子后裆磨出了毛边,裤脚上沾着干泥巴,是昨儿跟娘去沟底挖野芹菜时蹭上的。银花没蹲,她抱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站在哥哥身后,碗沿磕掉的瓷渣子还泛着青白,里头剩半截火腿肠,油渍渗进粗陶缝里,亮得晃眼。没人催他。可那几十双眼睛都沉甸甸地压在他肩上,不是逼,是等。等一个活法的回音。马山水吐出一口烟,烟雾散开前,他盯着杨建义左耳垂上那颗黑痣看了三秒——那是小时候发高烧,额娘用灶膛灰混着驴奶糊上去退烧留下的疤,村里老人说,长这痣的人心软,扛不住事,也藏不住话。“建义,”马山水把烟屁股摁进自己鞋底,“你记得你爷不?”杨建义眼皮一跳。他爷死得早,七三年旱,饿得啃观音土,拉不出屎,憋了三天,半夜咳出一口黑血,人就没了。坟在后山梁上,没碑,只垒了三块石头,下雨天泥水冲得石头歪斜,他每年清明都去扶一扶。“额记得。”声音哑得像砂纸磨铁。“你爷临咽气前,攥着你爹的手,说了一句话。”马山水顿了顿,烟灰簌簌掉在裤裆上,“他说:‘甭管挪多远,地得有人种,娃得有人教,家得有灯亮着。’”院子里鸦雀无声。连鸡都不叫了。一只老母鸡正叼着半截蚯蚓往柴垛底下钻,听见这话,忽然停住,歪着脑袋看杨建义。杨建义喉结上下滚动,没接话。他想起昨儿夜里,银花发烧到三十九度,嘴唇干裂起皮,他翻遍家里所有罐头瓶,只找出半勺白糖兑了碗凉水喂下去。狗蛋半夜起来撒尿,看见妹妹烧得浑身滚烫,默默把自己那床补丁摞补丁的棉被拖过去,盖在妹妹身上,自己光着脊背睡在土炕沿上,冻得牙齿打颤也不敢动——怕惊醒爹。他不是不想走。是怕走了,又落进另一个坑里。怕新地方没水,怕娃上学要走十里山路,怕工厂招工只挑年轻力壮的,留他这个黑瘦驼背、手抖得拿不稳锄把的废人坐在门槛上晒太阳。可李天明递饼干时的眼神,不是施舍,是认得清他指节上冻疮裂开的血口子,也认得清银花袖口磨得发亮的蓝布边儿。那眼神里没有俯视,只有“我见过这样的孩子,所以知道你心里硌着什么”。“支书……”杨建义终于开口,声音低得像从地缝里挤出来,“额问句实诚话。”“说!”“他们……真能让狗蛋进厂?不是扫地、扛麻包那种?”马山水没答,扭头朝人群后喊:“栓子!过来!”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拨开人堆挤进来,右胳膊空荡荡地垂着,袖管用根麻绳扎在腰带上——去年在银川工地吊车翻了,胳膊压成碎骨头,赔了三千块,如今在家编筐卖,一天挣不到八毛。“栓子,你咋回来的?”马山水问。“厂里不要残废。”栓子咧嘴一笑,缺了颗门牙,“说啥‘安全生产第一’,额这胳膊,是不安全源。”“那现在呢?”栓子突然挺直腰板,左手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展开——是张A4纸,边角都磨毛了,上面印着红章:**固原市生态移民就业安置意向书(试点)**。下面一行小字:**海尔集团.西海固智能制造基地筹建处**。“昨儿下午,李书记派车接额去固原,让额在图纸上比划哪块地适合做轮椅坡道,哪堵墙该开宽点好进叉车。”栓子用左手食指戳着纸面,“他们管额叫‘无障碍设施首席顾问’,一个月先发八百,等厂子开工,让额带十个人搞设备检修。”人群里倒吸冷气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人下意识摸自己裤兜——里头揣着今早刚领的救济粮票,五斤玉米面,票面印着“1970年冬储”。杨建义盯着那张纸,盯得眼眶发热。他忽然想起李天明蹲下来时,裤脚蹭到地面,沾了灰也不掸,就那么平视着狗蛋的眼睛问:“你想学修机器,还是想学画图纸?”狗蛋当时没答,只把火腿肠掰成两截,大的塞给妹妹,小的含在嘴里,腮帮子鼓鼓囊囊,像只囤粮的松鼠。“额……”杨建义嗓子发紧,“额家那三亩坡地,能换多少安置房?”这话一出,马山水猛地拍大腿:“成了!”人群轰然炸开。不是欢呼,是争抢——王寡妇拽着儿子胳膊问“咱家那两间土房能抵几平米”,李铁柱蹲在地上扒拉手指头算“听说新村通电?灯泡瓦数够不够亮?”,最年长的赵老汉拄着枣木拐杖颤巍巍往前凑:“娃娃们……真能坐校车上学?不用爬崖?”杨建义没听清后面的话。他转身往屋里走,脚步虚浮,像踩在棉花上。推开屋门时,土墙上挂着的旧日历被风掀开一页——1970年12月23日,铅笔写着“银花生辰”。旁边贴着张泛黄的糖纸,是十年前供销社买的水果硬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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