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区二两自然喝不到李天明,最多也就是解解馋,连泡尿都憋不出来。“别蹬鼻子上脸啊!说好了的,每个月只能喝10次,每次只能喝二两,你要是想下半个月没酒喝,那你就随便!”转天傍晚,李天明正跟宋晓雨磨叽着想要小酌一杯,结果刚开口,就被怼了回去。“多吃粗粮和蔬菜,人家小鹤都说了,老年人吃这个对身体好!”这都是啥谬论啊!“咱们年轻的时候,这玩意儿吃的还少啊?”李天明接过宋晓雨递过来的窝窝头,真是一丁点......车子驶离韩春响家时,天已擦黑。固原的冬夜来得早,风卷着细雪扑在车窗上,像一层薄薄的雾。马平贵握着方向盘,手指关节微微发白,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心口那团火——烧得他耳根发热、太阳穴突突直跳。李天明坐在副驾,没再说话,只是望着窗外,目光沉静,却像两枚钉子,牢牢楔进远处尚未亮灯的移民新村轮廓里。车行至招待所门口,李天明忽然开口:“平贵,你先别下车。”马平贵应声停住动作,侧过脸。“明天一早,八点整,到市建委办公室报到。”李天明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过去,“这是安家天下初步拟的《中心城区合作开发框架意向书》,你带回去,通读三遍,重点看第三章‘土地一级开发与二级联动机制’和第五章‘政企协同监管条款’。不许跳读,不许囫囵吞枣,更不许让别人替你看。”马平贵双手接过,信封边缘还带着李天明体温的微暖。他喉结上下滑动了一下:“大伯,我……”“我知道你想说啥。”李天明抬手止住他,“你不是没干过活儿的人。当年修水库引水渠,你带着民工队顶着四十度高温铺水泥板;去年暴雨冲垮西山沟桥基,是你蹲在齐腰深的泥水里,用竹竿探了十七次才标出桩位。这些事,我没忘,韩书记也没忘。但这次不一样——以前你管的是几十号人、几百米土方,现在你要盯的是十五平方公里的规划图、三十亿起步的资金流、上千个施工班组的调度表,还有未来十年里,每一块砖头、每一根钢筋、每一扇玻璃幕墙背后,站着的全是活生生要吃饭、要上学、要养老的老百姓。”他顿了顿,声音压低,却更重:“你岳父张德海,前天托人捎话,说他那个小诊所已经搬进移民新村第二期安置区的临街门面,一天接诊三十多个病人,有三分之一是老人高血压、糖尿病复查。你媳妇莹莹,昨天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带的妇女合作社,刚和银川一家纺织厂签了代工合同,第一批五百条毛毯,月底交货,工钱按件结算,多劳多得。你弟弟马平原,在工地当安全员,上周拦下一起塔吊钢丝绳老化险情,救了七个人。这些都不是小事,平贵。它们连起来,就是咱们脚下踩着的这片地,为什么能热得这么快——不是靠图纸,是靠人,靠一个个想把日子过好的人。”马平贵眼眶发热,指甲无意识掐进信封边角,纸面发出轻微的窸窣声。“所以,”李天明推开车门,寒气裹着雪粒子涌进来,“别怕担子重。怕的,是肩膀软了,扛不住底下那一双双伸出来的手。”翌日清晨七点四十分,马平贵已站在市建委办公楼下。他没走正门,绕到后巷——那里有一排灰砖老墙,墙上嵌着几块褪色的搪瓷标牌:“1972年固原地区建筑公司旧址”“1985年城建局工程科驻地”。他伸手抹去墙缝里积年的浮灰,指尖触到砖面粗粝的棱角。这墙,他小时候跟父亲来送过饭;这楼,他十六岁第一次考测绘员资格证时,在楼梯转角被绊倒过三次;这院子里的梧桐树,去年秋天掉下的枯叶,还埋在他办公室抽屉最底层的笔记本里——本子第一页写着:“我要让固原的楼,盖得比海城还密;让固原的路,修得比银川还平。”八点整,他踏进办公室。副局长王建国正在泡枸杞茶,见他进来,只抬了抬眼皮:“来了?桌上那份红头文件,你先看看。”马平贵拿起文件,标题赫然是《关于成立固原市生态移民新村中心城区建设指挥部的请示》。落款处,韩春响的签字墨迹未干,日期正是今天。他翻到最后一页附件,一张崭新的组织架构图静静躺在那里:总指挥——李天明(兼任);常务副总指挥——韩春响;执行副总指挥——马平贵。下面细分六个工作组,其中“征地拆迁与群众协调组”组长栏,赫然印着“马平贵”三个字,旁边用铅笔补了一行小字:“另兼城建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他怔了两秒,抬头想问,王建国却已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别看了,韩书记早上六点就签的字,公章都盖好了,人事科那边,调令下午三点前送到你家。你媳妇莹莹,我昨儿碰见了,在农贸市场帮人验腊肉成色,说你最近瘦了三斤,让我提醒你,早上必须吃两个鸡蛋。”马平贵喉头一哽,没说出话。王建国放下缸,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泛黄的图纸:“这是你爸当年画的固原老城排水系统草图。他没画完,八三年就病退了。我留着,等有人肯接着往下画。”马平贵双手接过,图纸边缘已磨得毛边,铅笔线条却依旧清晰——那是父亲用颤抖的手,在住院前最后一晚,借着病房走廊昏黄的灯光,一笔一划描出来的。上午九点,指挥部第一次碰头会。会议室里坐了十七个人,有市国土局的、财政局的、环保局的、信访办的,还有两位从自治区住建厅专程赶来的督导员。马平贵坐在长桌尽头,面前摊开那张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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