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假期的第二天,才刚刚清晨七点。
《萌芽》杂志社所在的石库门小楼里,灯火通明了一整夜。
总编赵明诚坐在办公室里,桌上的烟灰缸已经堆成了小山。
他面前摊着三份报表:发行科的印数统计、财务科的收款记录、还有总编室汇总的各地电报。
每一份报表上的数字,都在讲述同一个奇迹。
“老赵,不能再抽了。”副总编陈文涛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两杯浓茶,眼睛布满血丝,但眼神亮得吓人,“印刷厂老李又来电话了,问第三批印多少。”
赵明诚掐灭手里的烟,接过茶杯喝了一大口。茶水烫,但他浑然不觉:“昨天一天,实销多少?”
“不完全统计,十九万八千册。”陈文涛的声音在颤抖,“全国四十六个发行点,三十九个已经断货。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全在催货。”
十九万八千册。
这个数字在赵明诚脑子里嗡嗡作响。
《萌芽》创刊三十一年,单期最高销量是1981年复刊的二十八万册。
那是在文学热潮的顶峰,靠着几篇轰动全国的作品才达到的。
而现在,1988年第一期,仅仅上市一天,就卖出了接近二十万册。
“印刷厂现在什么情况?”赵明诚问。
“三班倒,机器没停过。”陈文涛坐下,掏出一包烟,自己也点了一根,“老李说,从昨天晚上六点到现在,又印了八万册。但他说这已经是极限了,再快机器要出问题。”
赵明诚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步。
木地板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配合着他心跳的节奏。
窗外天色渐亮,上海的早晨正在苏醒,但这座小楼里的编辑们,已经工作了整整一夜。
“后悔啊。”赵明诚忽然说。
“后悔什么?”
“后悔胆子太小。”赵明诚转过身,眼睛里有血丝,也有狂热,“我要是胆子大一点,首印五十万册,现在就不用这么被动了。”
陈文涛笑了:“老赵,这话不对。别说你,全中国哪个文学期刊的主编,敢首印五十万册?《人民文学》也不敢。”
这话是真的。
八十年代末,文学刊物普遍不景气。
伤痕文学的热潮过去,先锋文学还在探索,通俗文学开始兴起,纯文学刊物的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
《萌芽》作为青年文学刊物,每期能维持十几万册的销量已经非常不错了。
但现在,一切都变了。
因为一篇《山楂树之恋》。
因为一个叫卿云的年轻人。
“走,去编辑室看看。”赵明诚说。
推开总编室的门,走廊里已经是一片繁忙景象。
电报室的电话响个不停,年轻的报务员一边接电话一边记录,手边堆着厚厚一叠电报稿纸;发行科的两个小伙子正在整理各地发来的补货单,桌子上、地上全是纸;财务科的老会计戴着老花镜,在算盘上噼里啪啦地打着,计算这一天的回款。
而最大的喧闹来自大编辑室。
这是杂志社最大的房间,二十多个编辑的办公桌排成四排。
平时这个时候,编辑们应该还在吃早饭、看报纸,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但今天,所有人都到了,而且所有人都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
“山东又来电报了!济南新华书店要补三千册!”
“武汉的!武汉要五千!”
“广州更狠,直接要八千!”
此起彼伏的喊声,伴随着电话铃声、电报机的嘀嗒声、还有编辑们兴奋的议论声,汇成一首奇异的交响曲。
赵明诚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眼眶忽然有些发热。
他想起十年前,《萌芽》复刊时的场景。
那时候也是这么热闹,也是这么充满希望。
但后来,随着文学热度的消退,编辑部渐渐冷清,年轻人一个一个离开,老编辑一个一个退休。
他已经很久没看到编辑部这么有生气了。
“总编!”一个年轻编辑看见他,激动地跑过来,“我老家安徽来的电报,说他们那儿的报刊亭,排了一百多人的队,就为买咱们的杂志!”
另一个老编辑也凑过来:“老赵,我编了三十年杂志,没见过这场面。昨天我老伴去菜市场,卖菜的大妈都在讨论《山楂树之恋》,问她认不认识作者。”
赵明诚走到自己在大编辑室的办公桌前。
他拿起桌上那本还散发着油墨香的《萌芽》,翻到《山楂树之恋》那一页。
淡粉色的插页上,是一幅手绘的山楂树插图。
树下站着两个小小的人影,一男一女,隔着一段距离,但眼神望向同一个方向。
简洁,干净,美好。
就像这篇小说本身。
“校对科那边怎么样?”赵明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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