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六年。六月,太阳就毒辣辣地晒下来。
摹形司地下的匠作间倒还阴凉,但空气里那股药味更浓了,闷在里头,闻久了让人头晕。张砚从五月底开始,就觉得“玄黄一号”有些不对劲。
说不上具体哪里不对。它还是按时起床,按时看书,按时接受测试,对答如流,举止得体。但张砚总觉得,那双眼睛里,多了些东西。不是预设的悲情,不是设计的忧郁,是另一种更隐晦、更锐利的东西——像在观察,在计算,在等待。
吴良也察觉了。六月初三那天,他私下对张砚说:“最近跟它接触,有什么异常吗?”
张砚想了想:“没有明显异常。就是……就是觉得它太‘静’了。以前还会主动说几句话,问些问题,最近很少了。”
吴良沉吟:“药量减了之后,自主意识会增强。这是正常的。只要不影响任务就行。”
但张砚觉得,不是“增强”那么简单。是某种质变。
六月初八,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张砚照例在“适应房”陪“玄黄一号”。窗外又下起雨,哗啦啦的,打在窗棂上。屋里光线很暗,点了盏油灯。
“玄黄一号”在看书,是《史记.项羽本纪》。看到垓下之围那段时,它忽然放下书,抬头看向张砚。
“张先生,”它问,“您说,项羽该不该过江东?”
张砚一愣。这个问题,不在预设范围内。他谨慎地回答:“历史已成定局,后人评说而已。”
“可如果项羽过了江东,历史会不会不一样?”它追问,眼神很认真。
“也许吧。但历史没有如果。”
“玄黄一号”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那如果……如果甲申年,崇祯皇帝南迁了,历史会不会不一样?”
这话问得危险。张砚心里一紧,面上尽量平静:“这是假设,不好说。”
“可人活着,不就是在做选择吗?”“玄黄一号”说,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选对了,活;选错了,死。或者……生不如死。”
它顿了顿,看向窗外雨幕:“张先生,您说,我这一生,有多少选择是自己做的?”
张砚答不上来。它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被设计好的。哪有什么选择?
“玄黄一号”似乎也不需要他回答。它转回头,继续看书,但张砚注意到,它翻页的手指,在微微发抖。
那天张砚在记录里详细记下了这次对话。吴良看了,眉头皱起来。
“它开始思考‘选择’和‘命运’了。”吴良说,“这是自我意识深化的表现。要注意引导,不能让它往消极的方向想。”
“怎么引导?”张砚问。
“强化‘责任’和‘使命’。”吴良说,“让它觉得,它的命运虽然悲剧,但有意义。是为‘故国’,为‘气节’,为某种高于个人的东西而牺牲。这样,它才能坦然接受结局。”
张砚明白了。这是要给它的死亡,赋予意义。让它觉得,死得有价值。
可这种“意义”,不也是被灌输的吗?
六月中旬,“玄黄一号”开始出现一些更细微的变化。
它会自己调整作息。原本设定的起床时间是卯时三刻,但它常常提前半个时辰就醒了,在屋里慢慢踱步,或者站在窗前,看着外面天色一点点亮起来。
它会挑剔饮食。原本的药膳,它吃了几口就放下,说“没滋味”。吴良让厨子调整配方,加了点盐和香料,它才勉强吃下去。
最让张砚在意的是,它开始“回忆”一些没有被灌输过的细节。
有天它说,记得小时候在宫里,有个姓贺的老太监,会做一种特别的糖人,用的是麦芽糖和芝麻,捏成各种小动物。
张砚查了档案,朱慈焕的口供里,提到过“贺太监”,但没提糖人。这个细节,可能是它自己“创造”的,也可能是零散信息在脑子里拼凑出来的。
还有一次,它说梦见自己在一条很长的巷子里走,两边都是高墙,看不见头。巷子里有回声,像很多人在同时说话,但听不清说什么。
这个梦,张砚觉得熟悉——他自己也做过类似的梦,在摹形司这些年,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梦到。难道是“玄黄一号”感应到了他的梦境?还是说,这种“被困”的焦虑,是这种环境下所有“囚徒”共有的?
张砚把这些问题都记下来。吴良看后,没说什么,只是让药房调整了“安神汤”的配方,加大了催眠成分。
但效果似乎有限。
六月廿五,“玄黄一号”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
那天吴良在场,例行测试。问完预设问题后,“玄黄一号”忽然说:“吴先生,我想出去看看。”
屋里静了一瞬。吴良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很快恢复:“出去?去哪儿?”
“就外面,院子里。”“玄黄一号”说,“我来了这么久,还没出过这间屋子。我想看看树,看看天,哪怕就一刻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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