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雷尔.诺瓦克——unopa的现场协调员——正朝我们走来。他还是那身深灰色的西装,但看起来比一周前憔悴了很多。
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头髮有些凌乱,领带松松垮垮地掛在脖子上。
他看到我,脚步顿了一下,然后加快了速度。
“猩红女士。”他说,“您——您也在这里。”
“我是证人。”
“啊,对。”他拍了拍额头,“我应该想到的。您是布拉格事件的亲歷者。”
他看了一眼扬.诺瓦克。
“扬,你的身份牌——”
“猩红女士帮我別好了。”扬说。
“那就好。”卡雷尔鬆了一口气,“走吧,你该进去了。旁听席的位置是按顺序分配的,晚了就没好位置了。”
扬.诺瓦克转向我,犹豫了一下,然后伸出右手。
“再次感谢您,猩红女士。”
我握了握他的手。
“保重。”
我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
“他不太好。”卡雷尔说,语气里有一种担忧,“布拉格之后,他申请了心理諮询。但效果不太理想。”
“他失去了队友。”
“而且他觉得是自己的错。觉得如果他反应更快一点,如果他更警觉一点——”
“那是倖存者內疚。”
“我知道。”卡雷尔说,“但知道和接受是两回事。”
他苦笑了一声,揉了揉太阳穴,“这一周——这一周像是一个世纪。”
“对所有人来说都是。”
“但对您来说——”他突然转换话题,眼里闪过一丝我读不懂的情绪,“对您来说大概更糟。”
“您还好吗?”
“什么?”
“您看起来——”他斟酌著,“您看起来比布拉格那天更累了。”
我笑了一下。
“一周的时间里,我去了布鲁塞尔、赫尔辛基、布拉格、特罗姆瑟、拉姆施泰因、维也纳。和两只a级梦魘种战斗,燃烧了自己十年的生命力,抱著自己的上司从梦渊的力量场里逃出来,从高空坠落,差点被核弹炸成灰,”
“然后我打了一通电话,对著联合国秘书长讲了自己两百年的故事。”
“然后我飞到维也纳,在一片刚刚被我女儿用某种我无法理解的方式抹平的空地上,抱著她听她哭。”
“然后我来这里,准备在法庭上作证。”
“所以——”
我看著他。
“『还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和一周前比,我大概不太好。和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比——我还活著,这已经很好了。”
卡雷尔沉默了几秒。
“您真的是——”他摇了摇头,“您真的是我见过的最——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最坚韧的人。”
“不是坚韧。”我说,“只是习惯了。”
“习惯了什么?”
“习惯了在崩溃的边缘保持站立。”
卡雷尔若有所思。
“——您的女儿,她现在怎么样?”
“在白塔。”我说,“接受培训。”
“她还好吗?”
“我不知道。”
这是实话。
小忆在维也纳做了什么——那种能把直径五百米的区域完全抹平、把物质重组成不存在的晶体结构的力量——我不知道那对她意味著什么。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
我不知道她付出了什么代价。
我不知道她现在的心理状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