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声变大了,不再是毛毛雨,逐渐能听出一种稳定的、有节奏的声响。
水流沿著铁艺阳台的栏杆匯聚,在最低点凝成一串透明的珠链,一颗一颗地坠落到三楼下方的遮阳篷上,发出沉闷的“啪嗒”声。
暖气片又咔噠了一下。
亚伯拉罕没有说话,我也没有。两个人就这样坐著,隔著一张茶几、两碗凉掉的罗宋汤和三十年的共同记忆,听雨。
最终打破沉默的是他。
“你知道我为什么叛逃吗?”
这个问题来得毫无徵兆,就像他今晚所有的问题一样——看似隨意,实则每一个都落在某条隱秘的逻辑线上。
“档案上写的是意识形態分歧。”我说。
“档案上写的是cia希望国会拨款委员会看到的版本。”他的语气里有一丝乾燥的幽默,像是沙漠里偶尔吹过的一阵凉风,“一个苏联军官因为『嚮往自由世界』而投奔西方——多好的故事,多好的宣传素材。”
“不是这个原因?”
“不完全是。”
他低头看著自己的手,那只缺了两根手指的左手摊开在膝盖上,掌心朝上,像是在展示一件证物。
“意识形態分歧是真的,我確实对苏联体制失望了。但失望不等於就要叛逃。一个人可以对自己的国家失望,同时继续留在那里——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做的。失望是一种可以被消化的情绪,你把它吞下去,让它在胃里慢慢腐烂,然后继续过日子。”
“那是什么让你跨过了那条线?”
“1982年。”他说,“我在格鲁乌——苏联军事情报总局——的第九年。那年冬天,我被派到阿富汗执行一个任务。具体內容不重要,关键是,在喀布尔郊外的一个村庄里,我看到了一个女孩。”
他停了一下,整理记忆很容易被误会成犹豫——把四十二年前的画面从某个尘封的角落里小心翼翼地取出来,擦掉上面的灰,这需要勇气。
“大概十二三岁,阿富汗人,穿著脏兮兮的罩袍,蹲在一堵被炮弹炸塌了一半的土墙后面。我们的部队刚刚『清剿』了那个村庄——你知道『清剿』在那个语境下意味著什么。”
我知道。
“她应该跑的,所有活著的人都跑了,但她没有。她蹲在那堵墙后面,怀里抱著一个东西。我走过去,以为是武器——那个年代,十二岁的孩子抱著ak-47不是什么稀罕事。”
“不是武器。”
“不是。”他的声音变得很轻,像是担心震碎什么,“是一只猫。一只灰色的、瘦得皮包骨的猫。已经死了。大概是被炮击的震波震死的,身上没有伤口,但软绵绵的,像一块湿抹布。”
“那个女孩抱著那只死猫,一动不动。没有哭,没有喊,没有看我。她的眼睛——”
他抬起头。
“她的眼睛和你描述的你女儿的眼睛一模一样。”
我的手指在茶杯上收紧了一点。
“没有恐惧,也不存在悲伤,只是一种『我在这里』的感觉。整个世界都在燃烧,但她在那里,抱著一只死猫,就是在那里。不需要理由,不需要意义。”
“那一刻——”他用残缺的左手按了按眉心,“——我的空杯里也有东西了。不是一滴,是一整杯,满到溢出来。但不是温暖的东西——是滚烫的,灼热的,像是融化的铁水被倾倒而进。”
“愤怒。”我说。
“不只是愤怒。愤怒是对外的——对体制,对战爭,对下达命令的人。但那杯铁水里还有另一种东西,是对內的。”
“什么?”
“羞耻。”
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砸在客厅的空气里,激起空气里一片片涟漪。
“我穿著苏联军装,佩著格鲁乌的徽章,代表一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站在一个被我们的炮弹摧毁的村庄里,面对一个抱著死猫的十二岁女孩——而我什么都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