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舒金上校被调往三十二集团军驻宁国(位于安徽省东南部)总部做顾问工作,按照规定,日里耶波夫和舒金要定期用自备的军用电台和自己的电报人员向在重庆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发电报,报告情况,保持联系,而且电文内容和严格保密,第三战区总部无权检查。此时为暗算皖南新四军,战斗力较强的第三战区的三十二集团军被调入皖南山区部署,集团军司令上官云相为了保密,煞费苦心。他回避与舒金上校会面,只让参谋长出面应付,甚至送给舒金作参考的军队部署图居然也是假的,而翻译也拿着假部署图胡乱解释一通。在第三战区总部,顾祝同等人也对日里耶波夫严加保密,随行翻译也跟着胡说一通,把日里耶波夫“伺候“得很舒服。
作为有经验的军人,日里耶波夫和舒金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警觉性。从假的部署图上,舒金隐隐觉得问题不太对劲,他曾对三十二集团军部署的变动一再提出疑问。为了稳住这两人,国民党于是派当地行政、军界要员,甚至当地的工商会长和中央日报社驻屯溪特派员等人天天盛宴款待两名顾问及随行人员,声称他们“指导国军抗战,劳苦功高“。美酒佳肴,日日不断,国民党甚至找来数名漂亮女子陪酒伴舞。在这种特殊“礼遇“下,两名苏军顾问放松了警惕,被“友谊“的气氛和美酒的醇香麻痹了。
而此时屯溪地区的中共组织已对皖南国民党军队频繁调动有所警觉,怀疑顾祝同要出兵袭击坚持抗战的新四军,为此曾先后密派两名情报员去泾县茂林——今安徽省泾县茂林镇,即皖南事变的发生地,准备向新四军军部通风报信,但在半途即被国民党军统特工逮捕,惨遭活埋。
在屯溪东南救国日报社工作的中共党员,也曾想通过这两名苏军顾问的电台,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紧急报警。但是苏军顾问有国民党的军人看守,附近还有军统的便衣特务日夜监视,一直没能联系上。
情况如此迫切,被蒙在鼓里的两个苏军顾问还电告重庆的苏军顾问团“情况正常“,甚至直到“皖南事变“发生后十余天,这两人居然还被蒙在鼓里,依旧电告“情况正常“,这就难怪崔可夫差点被气死了。
此时,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愤然致电质问崔可夫:“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请问崔可夫如何处理?“
重压之下的崔可夫立刻联系派驻顾祝同——皖南事变的肇事者,时任第三战区司令所领头的第三战区的两名苏联军事顾问了解情况,没料到这两人比他还糊涂,竟问:“真的发生了皖南事变?“
两名顾问如此糊涂,崔可夫差点被气死。作为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苏联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崔可夫对本国顾问还是放心的,对于第三战区的这两名顾问--日里耶波夫大校和舒金上校--他也很信任,但他怎么也没料到这两位老兄在关键时候竟然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