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少将(后为苏联元帅)1940年秋来到中国担任苏联军事使团团长(即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斯大林给他布置的任务除了指导中国的抗日战争,还要求他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
两名顾问日里耶波夫大校和舒金上校,都是很有经验的苏军干部,作战经验丰富,对党忠诚。以舒金上校为例,他1928年加入苏共,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远东红军当步兵团长时还和日军交过手。他参加过苏军反击日军的张鼓峰战役(1938年7月底爆发,1938年8月13日结束,苏联方面称其为喀山湖战斗),战功卓著,还得过军功章,虽然性格豪放粗犷,喜欢喝烈性酒,但是心很细,工作自有一套。在来中国之前,他们就受过集中培训,深知中国此行的重要性。崔可夫来重庆后,也与他们交流过,对他们还是很满意的。
所有苏联顾问都非常明白,他们来中国是代表苏联向中国伸出援手,也是为了保卫好自己的国家。如果国民党政府战败投降,则日本可能进占西安、成都、兰州、酒泉,甚至乌鲁木齐,从而威胁到苏联的远东国土。那样的话,日本空军甚至可从容轰炸苏联苦心经营了20年的国防工业要地乌拉尔--库兹涅斯克重工业基地。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苏联要把后来在卫国战争中建立奇勋的朱可夫、崔可夫这样的名将派到中国对抗日本。日里耶波夫大校和舒金上校两人自然也深知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但他们却没料到在自己眼皮底下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在于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的敌意和对苏军顾问的蒙蔽。以顾祝同为中心,上至蒋介石,下至各个师长、团长,都对以前的死对头--共产党军队怀恨在心。此前,在河北、晋西和苏北等地,国民党军曾与中共军队发生冲突,但是都以国民党军惨败告终。所以,国民党部分军事领导人心理上极不平衡,认为那纯因地方军队战斗力太弱所致,故必欲报复。
另外,当时国民党想把中共军队全部限制在冀察地区,这一无理要求被中共拒绝。与此同时,新四军江北陈毅部还与国民党军的韩德勤部发生了猛烈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顾祝同等人想从军事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共产党的愿望自然更加强烈。国民党为此决心不惜武力驱除、消灭皖南要害地区的新四军。恰逢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叶挺在撤退到长江以北的问题上犹犹豫豫,这在顾祝同等人看来,更是个好机会。
对此凶险局面,日里耶波夫和舒金却毫不知情。他俩带着电台技术员两名,炮兵、工兵、通讯兵顾问各一名,被顾祝同别有用心地安排在第三战区总部屯溪(现在是黄山市政府所在地)城内的舒适宅子里,这儿木繁茂,庭院幽深,但却不易于和外界联系。顾祝同还借保护之名派了一个班的卫兵进行监视。虽然两名顾问每周都参加顾祝同或其助手主持的军事会议,提出很多建议,与总部参谋、下属各集团军总司令等人混得挺熟,但他们两人身为顾问,在很多方面却得不到准确消息。
在第三战区总部的国民党军人内部这样说:“苏联顾问是共产主义国家派在国军中的探子,若让他知道国军打共产党新四军,于我们很不利。“两个顾问也很想多了解些情况,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加上和当地共产党没有联系,所以对国共两党的斗争情况一点也不清楚。
另外,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一项规定也束缚了他们的手脚,按照他们和国民党政府的约定,苏联军事顾问不能直接联络中国共产党人,在八路军所在的第二战区(由阎锡山、朱德领导)就因有八路军而未设苏联顾问,因此日里耶波夫和舒金一时也没有多少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