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边,暑气已开始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蒸腾。
六月初的延绥镇的城墙被烈日晒得发烫,干燥的风卷着沙砾,掠过城头巡逻士兵的甲胄,发出细碎的“沙沙”声。
昏黄的日光下,一个身材魁梧、面容黝黑的汉子正攥着长枪,额角渗着汗珠,却依旧警惕地扫视着城墙外的旷野。
他便是张献忠,这一年,他二十七岁,已是延绥镇边兵中的一名小旗官。
彼时无人能料,这个在烈日下挺拔站立的汉子,日后会成为撼动大明江山的起义军领袖。
此刻的他,心中还揣着一丝对朝廷的敬畏,以及对安稳生活的微薄期许。
这份期许,早已被前半生颠沛流离的苦难岁月磨得脆弱不堪。
万历三十四年,张献忠出生在陕西延安府米脂县柳树涧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米脂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土地贫瘠,十年九旱,百姓本就生计困顿,再加上官府层层盘剥的苛捐杂税,日子更是雪上加霜。
张献忠的父亲张快,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靠着几亩薄田勉强支撑全家开销,母亲则在家纺线织布,补贴家用。
作为家中独子,张献忠自小便跟着父亲下地劳作,赤着脚在黄土地里摸爬滚打,练就了一身结实的力气,也早早尝尽了底层百姓的辛酸苦楚。
十三岁那年,米脂遭遇特大旱灾,地里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
张快为了给儿子换一口活命的吃食,不得不带着张献忠去给邻村的地主家放牛。
那地主心肠歹毒,不仅每日只给些残羹冷炙,稍有不顺心便对两人打骂相加。
有一次,张献忠实在饿极了,偷偷摸了地主家灶上的一个窝头塞进嘴里,刚咬两口就被地主撞见。
地主当即抄起院角的鞭子,劈头盖脸地抽在他身上,直打得他皮开肉绽,昏死过去。
被父亲背回冰冷的土炕后,张献忠望着父母心疼又无助的眼神,心中第一次燃起了对这不公命运的愤懑之火。
他攥紧拳头,在心里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让父母和乡亲们都能吃饱穿暖,不受人欺辱。
十七岁时,张快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家中的顶梁柱轰然倒塌,日子越发艰难。
为了活下去,张献忠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闯荡谋生。
他先是在县城的驿站谋了个驿卒的差事,负责传递公文信件。
这份工作虽辛苦劳碌,风里来雨里去,但至少能混个温饱。
张献忠干活勤快利落,为人豪爽讲义气,很快就和驿站里的其他驿卒打成了一片。
然而好景不长,明朝末年朝廷财政空虚,为缩减开支,下令大规模裁撤驿卒。
崇祯元年(1628年),张献忠不幸被列入裁撤名单,再次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计。
失业后的张献忠,辗转来到延安府,凭借着一身力气和闯荡出的几分胆识,谋得了一份捕快的差事。
捕快这行当风险极高,时常要与盗匪亡命徒周旋,但收入相对稳定,还能结交些三教九流的人物。
在当捕快的日子里,张献忠亲眼目睹了官府的黑暗与腐败:官吏们贪赃枉法,中饱私囊,对百姓的疾苦视若无睹,动辄以苛捐杂税压榨盘剥。
有一次,他撞见几名官吏将一个交不起赋税的老农抓进大牢,在公堂之上不问青红皂白便一顿毒打,直打得老农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张献忠实在看不下去,上前替老农说了几句公道话,却被上司厉声训斥,斥责他“以下犯上,扰乱公务”,险些丢了饭碗。
这件事像一根刺,深深扎进张献忠的心里,让他对朝廷仅存的那点敬畏,开始一点点动摇、崩塌。
崇祯二年(1629年),再也无法忍受官场尔虞我诈的张献忠,毅然辞去了捕快的差事,报名参加了延绥镇的边兵。
延绥镇是明朝九边重镇之一,肩负着抵御北方蒙古部落入侵的重任。
对张献忠而言,当兵既能解决温饱,也能让自己一身武艺有处施展。
在军队里,他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勇猛的作战风格和讲义气的性格,很快就从普通士兵脱颖而出,晋升为小旗官,手下管着十几名弟兄。
每次作战,他都冲锋在前,从不退缩,深得手下士兵的拥戴。
可军队中的腐败现象,比地方官府有过之而无不及:军官们层层克扣军饷,将士兵的活命钱中饱私囊,导致士兵们常常连饱饭都吃不上,穿的军装也都是破旧不堪的补丁摞补丁。
张献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次向上司反映情况,却都石沉大海,甚至遭到上司的讥讽,说他“多管闲事”。
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初五这日,一件事彻底击碎了张献忠对朝廷的最后一丝幻想,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当时延绥镇的参将王威,是个出了名的贪官污吏,不仅常年克扣军饷,还专好调戏侮辱士兵的妻女。
这一日,王威在军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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