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林墨在广州城慢慢挣钱的时候,一件大事也终于传到广州城来,那就是闻名天下的“九千岁”魏忠贤被皇帝处死了。
魏忠贤作为天启朝的 “九千岁”,以宦官集团为核心,通过东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掌控朝政,压制东林党等文官集团,形成了 “阉党专政” 的权力格局。崇祯铲除魏忠贤后,政治生态发生剧烈变化。
首先是明末党争的加剧:魏忠贤被诛后,东林党迅速填补权力真空,掌握朝政话语权。然而,东林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且缺乏外部制衡,很快陷入 “无原则内斗”:官员以 “反对阉党” 为标签结党营私,对政务分歧的处理沦为派系攻讦,导致朝廷决策效率低下。
其次是皇权被孤立:自永乐年后,宦官逐渐成为皇帝制衡文官集团的重要工具。魏忠贤虽专权,但本质上仍是皇权的延伸。其势力被铲除后,这使得文官集团(尤其是东林党)失去了制约力量,皇帝直接面对庞大的文官体系,而明末文官集团已严重腐化,既无治国能力,又极力维护自身利益(如反对向士绅征税),最终导致皇权被架空,而崇祯的诸多改革均因文官集团的抵制而失败。
而财政上:工商税废除和财政收入锐减,江南地区工商业高度发达,但士绅阶层通过 “免税特权” 逃避赋税,导致朝廷财政依赖农业税(占比超 70%)。魏忠贤为维持辽东军费(每年约 600 万两),强行向江南工商业征收 “矿税”“盐税”“织造税”,每年可新增约 200 万两收入。
崇祯继位之后,东林党以 “体恤民力” 为由,奏请废除这些 “苛税”,实则维护江南士绅利益。此举导致朝廷每年减少近三成财政收入,而辽东军费、赈灾等开支仍在增加,财政缺口迅速扩大,比如崇祯初年军费支出已经达到每年 300 万两。
为填补财政缺口,崇祯在东林党的建议下,将赋税压力全部转嫁到农民身上:先后加征 “辽饷”(抗金)、“练饷”(练兵)、“剿饷”(镇压起义),合称 “三饷”,每亩田赋从明初的 0.03 两增至 0.2 两,涨幅近 7 倍。
同年,陕西全境灾荒不断,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虫灾,禾苗枯焦,饿殍遍野。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铤而走险。陕北地区首先爆发了农民暴动,并很快形成燎原之势。
最初,有府谷的王嘉胤、王自用暴动,他们占领了黄龙山。接着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洛川张存孟、延川王和尚、汉南王大梁等响应,斗争烈火燃遍了陕西全境。不久,后世杀入京城的闯王李自成在米脂起义后参加了高迎祥的暴民队伍。
自从1626 年皇太极即位后,进一步巩固内部并调整对明策略,到崇祯元年时,对明朝边塞的威胁愈发严峻。
后金已占据辽东大部(辽河以东),明朝仅保有宁远(今辽宁兴城)、锦州等辽西走廊据点,依托 “关宁锦防线” 勉强支撑。崇祯元年,皇太极并未发动大规模进攻,但通过小规模袭扰持续消耗明军,同时加强对辽东残余明军的招降,如原明朝将领孔有德、耿仲明此时虽仍在明营,但已显动摇。
魏忠贤时期,虽与袁崇焕等将领有矛盾,但始终保障辽东军费供应(如支持袁崇焕修筑宁远城、购买红衣大炮),使得后金在宁远、宁锦之战中受挫。
皇太极此时开始重视 “智取”:一方面整顿后金内部的农业生产,保障军需;另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拉拢蒙古各部,试图切断明朝与蒙古的联合,孤立辽西明军。
而另一边,边镇军饷拖欠已达数年,以辽东镇为例,士兵月饷仅能发放一半,且多为 “折价”(用贬值的铜钱或实物抵扣),士兵全家饿死的情况非常普遍。
边镇军队的战马、火器、铠甲因长期缺乏维护,十不存三。以蓟镇为例,崇祯元年核查时,登记的 “战马” 中竟有一半是老弱病马,无法作战;火器多为天启年间遗留的劣质品,炸膛率极高。
虽然崇祯元年,袁崇焕被重新启用为 “蓟辽督师”,成为边镇唯一的希望,但他面对的是 “兵无粮、将无勇、城无防” 的烂摊子。
被后世视为 “牵制后金的关键”的明朝将领毛文龙,驻守皮岛(今朝鲜椴岛)以海岛为基地袭扰后金后方,但毛文龙拥兵自重,虚报兵额骗取军饷,且与后金私下贸易,崇祯元年已成为明朝的 “尾大不掉”。袁崇焕与毛文龙的矛盾也是在今年激化。
本就为难的局势又因陕西旱灾引发农民起义,延绥、宁夏等边镇的士兵因欠饷哗变后,多加入起义军,导致明朝不得不从辽东、蓟镇调兵镇压,进一步削弱了边塞防御力量。
其实从本质上来讲,明朝末年的危机,像是土地兼并、党争、外患这些都是制度性的,魏忠贤只是 “病入膏肓” 时的一个 “恶性肿瘤”,而崇祯这个主刀医生在切除肿瘤时,虽然把肿瘤给拿掉了,但是没把开刀的伤口给缝上(文官集团、税收制度),反而导致明朝直接 “大出血”。
其实崇祯杀魏忠贤并不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但是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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