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完成“项目考察”和“一期融资”重任的虞洽卿退居幕后,“蒋介石项目”的投委会主任,换成了江浙财阀中生代的代表陈光甫。陈光甫早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回国后不久创办了在中国金融史上独树一帜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1915年吸收的存款1。933年达到存款3330万银元的惊人规模,堪称金融奇才。
另外,陈光甫与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关系密切。陈光甫在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时候,一共募集到7万元股本,其中孔祥熙就有1万银元的股份,宋家以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名义也投了5000银元,北伐之前,孔祥熙就多次写信给陈光甫,邀其南下。有了这层关系,陈光甫俨然成为蒋介石最倚重的银行家。
陈光甫不辱使命,发动“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专门替蒋介石承销公债,为严重缺钱的蒋介石进行大规模融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当时打着“国民革命”旗号的蒋介石政权,为了凸显其“革命性”,继承以前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政策,在洋人控制的海关关税5 之上,另行加征2。5的附加税,也就是所谓“二五附税”,以期保护民族工业。当然,在洋人同意之前,这个“二五附税”还只是一句口号,但是这并不妨°银行家把这笔“莫须有”的未来收入作为抵押,来发行蒋介石政府的公债。
上海金融界、工商界认购“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是为了“防范军阀与共产党”。他们在政治上,选择了南京国民政府,并在经济上支持蒋介石。债券的发行明定还本付息,确立政府债务信用。为了监督发行公债所得资金得到合理运用,江浙财阀还专门成立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由江浙财阀的另一巨头、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李馥荪担任。这个基金保管委员会加强了蒋介石和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的合作关系。
“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的发行总额为3000万银元,月息七厘,从同年7月起,分30个月摊还。这笔公债由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及江浙两省共同负担,此外加派两淮盐商300万银元。在所有认购蒋介石政权公债的人士中,江浙财阀占了国银行承购的数额最多。21中国银行的总经理是另一位金融奇才张嘉h。张嘉h早年就读于日本庆应大学,1914年,年仅2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在张嘉h的领导下,中国银行拒绝与北洋政府合作,向江浙财阀各大银行、交易所、大企业募集股本金近600万银元,于1923年买下北洋政府的500万银元官股,将北洋政府的股份挤出了中国银行的体系,使中国银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完成了中国银行的私有化。
声名大振的张嘉h与上海金融界的实力派人物李馥荪、陈光甫等人成为莫逆之交。为使上海银行界同行联合对外,他发起成立由各行经理参加的星期五聚餐会,借以交流金融信息,联络感情,交换意见。张嘉h利用这个聚餐会,广交朋友,分析各种信息,传播科学的经营方式,很快打开了局面,使得这个聚餐会逐渐扩大,后来演变成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银行公会以三个人为核心,即为蒋介石融资最多的张嘉h,组织融资的总负责人陈光甫和监督资金去向的李馥荪,三人关系密切,被视为江浙财阀的“三鼎甲”。
1927年45月,仅仅两个月间,蒋介石就获得了4000万银元的融资,大大超过整个国民政府在19241927年间从苏联获得的3000万金卢布的资助。蒋介石的“投机生意”,看来大获全胜了。
他“剥离”了国民党内苏联和共产党的“危险资产”,拉来了规模更大、更有背景的风险投资江浙财阀及其背后的国际银行家。然而,他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就是依然受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