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终于开进了上海。蒋介石一到上海就立刻与虞洽卿等人接洽,落实此前达成的交易。虞洽卿马上牵头组织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银行、钱庄、银楼和商业、工业团体在内的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准备为蒋介石融资。
这个联合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就是上海银楼公会,代表人物是席云生。而洞庭山帮的席家,正是江浙财阀体系中的顶梁柱,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官办银行、商办银行、钱庄票号与实业商业界,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并编织起一张巨大的人脉关系网。
苏州洞庭山帮的席家,自74年席正甫出任汇丰银行买办以来,祖孙三代把持着汇丰银行买办位置长达半个多世纪,汇丰银行一切对华业务,包括对上海钱庄票号的拆票业务,对中国政府的政治贷款、铁路贷款以及对鸦片贸易的垫付银款业务,都由席家把持的汇丰银行“买办间”进行操作。清朝洋务派的高官,从左宗棠、李鸿章到盛宣怀,一旦需要融资,就势必要求席家帮忙,无一例外成了席家的铁哥们儿。日常业务中需要经常融资的上海钱庄,更是对席家言听计从。
席正甫同辈兄弟四人中的另外三人也都不简单,老大席嘏卿在英国渣打银行上海分行成立的第二年就进去当了买办,是该行的元老。老三席缙华曾是英国德丰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老四被过继给席家亲戚、新沙逊洋行第一任买办沈二园,并继任沙逊洋行买办,人称“沙逊老四”。
除了给国际银行家当买办,席家还利用自己对外国银行的业务垄断和政府官员的人脉关系,凭借自己的雄厚财力,使席家参与创建了中国的官办银行体系,如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等,并成为主要股东。
可以说,整个上海的金融业,从外资银行,到官办银行,再到民营钱庄、票号,全都在席家的势力范围之内。当年席家只是牛刀小试,就将号称中国首富的胡雪岩斩于马下。
席氏子弟陆续进入家族的买办关系网,成为13家外国银行的买办,更多的姻亲、同乡、同学也逐渐进入这一体系,一个势力强大的金融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例如,席正甫的孙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国时的同学,席德柄的大哥席德懋,则把女儿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柄后来担任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厂长,席德懋则担任中国银行的总经理。
席家选择了支持蒋介石,就等于国际银行家对蒋介石投了信任的一票。在中国,属于蒋介石的时代来临了。
1927年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的代表团拜访蒋介石,声称只要他和共产党决裂就给予财政援助。据当时字林西报报道,代表团强调“上海立即回复和平与秩序”的重要性,蒋介石做出了“迅即调整劳资关系”的保证。3月31日,虞洽卿与上海商业联合会牵头正式成立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北四行”联合准备库副主任钱永铭等大银行家,以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两家最大的华资银行代表,汇集了当时中国金融业几乎所有的头面人物和大机构代表。
上海的银行与钱庄,于4月1日4日,向蒋介石提供了300万银元的财政援助。日,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得知江浙财阀已给蒋介石提供了300万银元,但条件是,“坚持除非从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员,否则他们就不再给他支持”19。银行家毕竟是商人中的最高境界,虽然给蒋介石画了个6000万大洋的大饼,但事成之前,只能拿到首付,只有把活儿干漂亮了,才会接着给。
蒋介石拿到这笔钱后仅一周,就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四一二”政变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工人、农民和左翼人士。
蒋介石提出了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口号,银行家觉得很“给力”,马上又向蒋介石提供了700万银元20。一时间,大江南北,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蒋介石用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头颅,为自己投靠国际银行家势力集团缴纳了一张血淋淋的“投名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