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在生产队当小队长时,白哈达就是上工打头的,总是天不亮就领着劳动力去下地干活儿,而且总是冲在最前面。后来当了大队书记,虽然不用经常亲自领队干活儿了,但是得需要他来分派任务啊,起得要更早些。于是,早起的习惯他一直保持着。
白哈达起来后,在家简单洗了一把脸,胡乱喝了一碗粥就奔大队部——现在“村部”去了。同样是多年来的工作习惯。
白哈达背着双手、披着衣服走在村里路上。这是当时一些村干部的典型“官架子”作派,年岁不大的白哈达还是不能避免地“沾染”上了。他的眼睛瞄着各家各户的上空,在心里盘算着“谁家的烟囱先冒烟儿,谁家的高粱先红尖儿”,勤快的他最讨厌的就是懒人了。
白哈达边走边想,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从生产大队到嘎查村,称呼不断变化、劳动的方式同样跟着改变,漫山遍野都是人的那种大会战没有了,个人的积极性却提高了。说到底,怎么改还不都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老党员的思想觉悟就是高,上级的政策、要求,白哈达总能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下去。
想到大会战、想到自己一人指挥“千军万马”的场景,白哈达很是感慨。确实有些怀念,那时候多有意思、多有劲儿啊——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熟悉而又让人热血沸腾的歌声从大队广播喇叭里传出,月牙河人就知道该是上工劳动的时候了。
白哈达站在大队部门前的大石头上,四下里望着慢慢聚拢来的人们。背着手、披着衣、目视前方的白哈达,真是威风凛凛啊,晨辉中仿佛一尊雕像。
巨大的石头长在一丈五以上,宽有五尺,高至少有三尺,光滑平整,俨然一个天然点将台。平时是人们闲聊时坐着的高台,是孩子们游戏时争抢的“山头儿”,但早上的这段时间,此块巨石完全属于大队书记白哈达。而他更习惯于站在上面,居高临下地分配着一天的劳动任务。
白哈达把背在身后的右手抽出来往上一挥,刚一撂下,人群中交头接耳的声音就全都消失了,他开口道各小队长都点一点,自己小队的人都来齐了没有?特木尔,你们第一生产队的呢?挨——我咋没见吴仁青呢?
特木尔是第一生产小队的队长,当年还不到二十岁,年轻力壮的好年华。因为“特木尔”在蒙语中是“铁”的意思,于是,还有人就直接叫他“铁哥、铁弟”,再后来,就有人喊他“铁叔”了。那一年,他刚刚订婚,双方亲家“换完盅儿”了。人逢喜事精神爽,生活更有了奔头儿,特木尔思想积极,处处带头。
特木尔听大队书记白哈达如此一说,垫起脚尖儿四外一瞅,还真不见吴仁青的影子,便说这个懒蛋子。要是不去喊他,估计太阳照腚了都不能起来。
“这小子,没见过他这么懒的,不管冬夏,天天趴懒被窝子!”
“活该这懒蛋子打光棍儿。就算是娶上媳妇,像他这么懒,就算不把媳妇饿死也得把媳妇饿跑喽。”
“你小子把嘴闭上!信不信我把你舌头拽出来验验有没有痘儿?”
说这狠话的人,就是童为奇,三十左右岁儿,是吴仁青的三舅,平时和大哥、二哥一样,愿意帮人杀个猪啥的,混点儿好吃喝。但他说这些绝对不是为了外甥争口气打抱不平,而是听不得人们提到“把媳妇饿跑喽”这句话,他听着刺耳、扎心。原来,童为奇的背后还有不愿意被人提及的“污点”和“伤疤”呢。
白哈达赶紧制止道都别吵吵啦!整些没用的!有力气一会儿到地里去使!
特木尔这个吴仁青,是有些欠收拾了!白书记,我马上让人喊他去。
特木尔的话一出口,就有人自告奋勇地去了。
白哈达清了清嗓子,开始了“一天一度”的讲话我说,各位社员同志们啊,都说人勤春早,人要不勤春能早吗?如果春天不抓住,秋天一场空啊。今天,第一和第二生产小队去水田那块儿整地。我再强调两句啊,整地就要整平,不然泡田的时候水不均匀,地泡不透,撒种就是个问题,影响出苗儿啊。三四小队呢,负责去把大堆儿的粪肥倒一倒,好让粪快点儿发好,注意啊,一定要倒到位,从根儿上清,不能糊弄!“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道理不说大家都能懂,没有好肥,怎么能有好苗儿?怎么能有好产量?各小队长要把出工的人记好喽,没来的,问清原因,扣他工分!好了,去吧!
人群陆续散去,在各自小队长的带领下赶奔劳动现场了。白哈达跳下巨石拉住特木尔,悄悄对他说吴仁青这小子你多盯着点儿,身强力壮的,是块干活儿的好料儿,只是必须得治治这身懒病。他家底子太薄、拖累挺重——这都是让他造败的!要是他再不好好上工,没什么工分,那家里的口粮都成问题。对于落后分子,你们小队长要负起责任。
特木尔一拍胸脯,说放心吧,白书记——
…………
“白书记,早啊。”一句问候把白哈达拉回到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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