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20世纪或者21世纪的作家听到这个问题,一定会先惊讶地瞪圆了眼睛,然后忍不住笑出来。
一个作家对笔下的角色“怜悯”与否,以及从其中推断其是否具有“人道主义精神”,这在后世的作家眼里看来这种质疑简直是天方夜谭、荒谬至极。
但是在19世纪,从对作品的道德取向批判,延伸到对作者本人的道德观批判,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被认为“道德败坏”的作家,是会被法庭起诉,轻者会罚款,严重的甚至要坐牢的。
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出版以后,因为“有伤风化”的罪名,被法庭处以三百法郎的罚款,并勒令从诗集中删除六首主要的诗,当时的法国文坛只有极少数人站在波德莱尔这边。
莫泊桑也惹上过类似的官司——他曾经在《现代与自然主义者杂志》上发表诗歌《一位少女》,内容大概是:
【我在寻找,在故事里寻找……/我在寻找一位少女。/一位也许身体尚自由,但灵魂已被束缚的少女,/被誓言、诺言或口头承诺所系。/一位高贵的少女,受过良好教育,骄傲、自尊……/一个男人能对她说:“你是我的!”的那种少女。】
通篇没有语涉猥亵,但还是被埃塘泊法庭认为该诗有伤风化,准备将莫泊桑送上了被告席。
后来经过老师福楼拜的斡旋,以及一众作家动用人脉和舆论,才让他免受牢狱之灾。
所以加斯东.布瓦谢教授的质问其实颇为尖锐,算是直接切入了《老卫兵》这篇小说的核心。
莱昂纳尔当然不可以直白地将20世纪才有的那些文学理论照搬过来,什么“旁观者”“消息体”“作者已死”,那只会激怒眼前这些19世纪的学者,让他们判定自己是个狂徒。
莱昂纳尔没有回避与加斯东.布瓦谢教授的对视,然后也站起身来,开口回答:“尊敬的布瓦谢教授,感谢您对视角的关注。但恰恰相反,我认为这种‘小伙计’的视角,是通向最深切怜悯的路径。
怜悯,布瓦谢教授,并非总以泪水或呐喊的形式出现,有时,它隐藏在一种被社会氛围所塑造的‘无知’之下。”
这句话引起了一小阵议论,雨果显然也被这句精辟的陈述惊讶到了。
他刚刚也看完了《老卫兵》,对如此杰作是否是眼前这个年轻人所写同样产生了疑惑。
但是莱昂纳尔这句话就让他相信了大半。
莱昂纳尔年轻、清亮的声音回荡在这座古老建筑穹顶高耸的厅堂之中:“小伙计,也就是小说中的‘我’并非天生冷漠,他是那个酒馆世界、那个等级森严社会的产物。
他的麻木,折射的是社会的普遍冷漠。所以我要让他‘看见’而不‘理解’,‘记录’而不‘评判’。
只有这样,读者才能自己去填补那巨大的情感空白——去感受那看似‘冷酷’的叙述之下,老卫兵尊严被一次次践踏的无声嘶喊,以及看客们笑声中的残忍。”
“看客?”这个词语莱昂纳尔说出来后,立刻引起了关注,就连渊博的加斯东.布瓦谢教授都愣了一下神,开始下意识思索这个词汇的内涵。
一时间,他竟然在恢宏的法国文学世界,甚至整个欧洲文学世界里,都找不到更准确或者更深刻的对应作品与形象。
但这并不意味着看客就不存在——相反,“他们”普遍存在于法国人当中,“他们”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对生活中的悲剧冷眼旁观、冷漠麻木的态度。
法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的作家多数都沉浸在宏大叙事当中,从来没有将这种人搬上文学舞台。
莱昂纳尔却在他的《老卫兵》中做到了——此刻,加斯东.布瓦谢教授对莱昂纳尔的怀疑已经基本消除。
如果不是作品的创作者,根本无法把这个问题答到如此圆满的程度。
但莱昂纳尔的回答并没有结束:“这种‘非人性化’的呈现,本身就是对吞噬人性、遗忘英雄的社会的最大控诉。
我所怜悯的对象,不仅是老卫兵,更是那让小说中的‘我’变得麻木的、源于整个社会的精神荒漠。
文学的人道主义,难道不是更应该揭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残酷,而非仅仅提供一个廉价的、煽情的同情者视角吗?”
“集体无意识?”加斯东.布瓦谢教授再次陷入到对这个词汇的思索当中,觉得自己脑浆都要沸腾了。
然后他就发现这个词汇和看客一样,极其精确地从心理层面描摹了人在社会环境中,不加思索跟随大众表达情绪的行为。
这同样也是法国或者欧洲文学过去未曾涉及到的领域——自然主义将人的一切心理、行为的动机都归于遗传病的影响,左拉甚至要写一部《卢贡.马卡尔家族》来诠释这种理念。
某种程度上,包括加斯东.布瓦谢、伊波利特.泰纳在内,大部分索邦的教授都是自然主义的信徒。
这与1871年普法战争,法国大败以后社会的整体反思有关——法国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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