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里的白炽灯惨白,映著母亲毫无血色的脸庞。各种仪器的指示灯规律地闪烁著,发出单调的、令人心慌的电子音。李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握著母亲的手,那手心冰凉的温度透过皮肤,似乎要渗进他的骨头里。
主治医生是个神情严肃的中年人,拿著厚厚的检查报告,在李建国父子面前儘量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著:“……情况比较复杂,目前確诊是……这个病在国內治疗,常规方案效果有限,而且对病人身体损伤比较大。
考虑到病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我们建议,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考虑去这方面研究更先进的国家,比如德国、美国,尝试一些新的靶向疗法。
那边的医疗资源和专家经验,在这方面確实比我们这里更有优势。
毕竟国內很多研究受到客观材料限制。
毕竟国內没有那么多流浪汉。
当然,费用也……”
后面的话,李金没有完全听进去,他只捕捉到了几个关键词:美国,德国,新疗法,费用高昂。
钱。
这个字眼,像一块冰冷的巨石,沉甸甸地压在了他的心上。
他不再是那个只需要考虑训练、比赛、进球的年轻球员。他是儿子,是此刻家庭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希望。职业足球的高薪曾让他觉得可以改善家里生活,但面对顶尖的跨国医疗,那点薪水瞬间显得杯水车薪。德国的医保?他持有的是工作签证,母亲的病不属於紧急情况,跨国治疗绝大部分需要自费,而且是最昂贵的那种。
父亲李建国在一旁搓著手,脸上的皱纹仿佛一夜之间深了许多,眼神里是茫然、焦虑,还有一丝难以启齿的羞愧。他知道儿子在国外踢球不容易,刚刚有了起色,却要面对这样的重担。
“医生,大概……需要多少?”李建国声音乾涩地问。
医生报出了一个数字。一个让李建国瞬间脸色灰白,让李金瞳孔骤缩的数字。那不仅仅是钱,那是一道横亘在母亲生存希望前的、令人绝望的天堑。
病房里陷入死寂,只有仪器的声音还在不知疲倦地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