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最新复查报告的那一刻,李晓薇的手抖得几乎拿不住那张薄薄的纸。
省肿瘤医院的门诊大厅人声鼎沸,但她什么都听不见。
视线死死锁定在报告单的结论栏,那行列印的黑色小字:【未见明確肿瘤復发及转移徵象,各项指標基本正常。】
“基本……正常?”她喃喃重复,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这来之不易的平静。
主治医生王教授摘下眼镜,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笑容:“李晓薇,恭喜你。根据这份报告和你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说,你进入了临床治癒期。”
临床治癒期。
这五个字,李晓薇等了两年。
去年今日,她被確诊为卵巢癌三期。
那天也是在这家医院,也是在这个诊室,只是那时的诊断书上写著截然不同的文字:【右侧附件区实性占位,约6.3x5.8cm,边界不清,考虑恶性可能大。】
她记得自己当时异常平静,甚至还能对医生说谢谢。
可一出诊室门,腿就软了,顺著墙壁滑坐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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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冰冷的地砖透过薄薄的夏季裙子,寒意直抵骨髓。
人来人往,有人看她一眼就匆匆走过,有人想扶她却被她摇头拒绝。
她才二十八岁,刚升任公司市场部主管,刚付了首付买了房,刚计划三十岁前要个孩子。生活像一幅刚刚展开的画卷,却突然被人泼上了浓墨。
確诊后的第三天,丈夫陈峰提出了离婚。
那是个闷热的夏夜,空调嗡嗡作响。
陈峰坐在客厅沙发上,不敢看她的眼睛:“晓薇,我爸妈那边……压力很大。他们只有我一个儿子,不能……”
“不能什么?”李晓薇听见自己的声音异常平静,“不能绝后?还是不能有个生病的儿媳拖累你们家?”
陈峰沉默了。
漫长的沉默本身就是答案。
那晚李晓薇一夜未眠。
凌晨四点,她起身起草离婚协议,把共同財產中属於自己的那部分算得清清楚楚。
早晨七点,她把协议放在餐桌上:“签吧,房子归你,存款归我。”
陈峰签了字,几乎没怎么犹豫。
一个月后,离婚证到手。
搬出那个曾经称之为家的地方时,李晓薇只带走了自己的衣物、书籍和那盆养了三年的绿萝。
绿萝生机勃勃,而她觉得自己像片枯叶。
手术、化疗、脱髮、呕吐、白细胞骤降、血小板低到危险值……接下来的时间是李晓薇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
母亲李秀英提前办了退休,从老家赶来照顾她。
父亲李建国每周五坐四小时火车来,周日晚上再回去。
两位老人肉眼可见地衰老下去,母亲的白髮几个月间多了大半,父亲腰背佝僂得更厉害了。
第二次化疗后,李晓薇的头髮开始大把大把地掉。
她对著浴室镜子,看著镜中那个面色蜡黄、眼窝深陷、头髮稀疏的陌生女人,第一次崩溃大哭。
“妈,我不治了……太痛苦了……让我死吧……”
李秀英抱著女儿,母女俩哭成一团。
可第二天,母亲还是准时把她扶上轮椅,推著她去医院做第三次化疗。
“薇薇,妈知道你苦。”李秀英一边给女儿餵粥一边说,“但妈不能没有你。你爸也不能。咱们一家三口,一个都不能少。”
转机出现在第六次化疗后。
那时李晓薇的血象已经差到临界点,主治医生王教授建议暂停化疗,先用中药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