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台风还在,他已经不想出门也不开口说话,甚至,他也不愿意起床了。躺在床上,茫然无措的样子。
没有声息,但他的内心里某些东西确实完全破碎了。这声音听不见,但却真实地弥漫开。而且还带着味道,咸咸的,飘浮在家里,仿佛海水的蒸汽一般。
他躺在床上,仿佛生下来就应该在那儿。
不言不语了几天,他终于把我唤到床前,说,你能开摩托车带着我到海边兜兜吗
那个下午,全家人七手八脚总算把他抬上摩托车,和负责开摩托车的我,用一块布绑在一起。
秋天的天光雪白雪白,像盐一样。海因而特别好看。我沿着堤岸慢慢开,看到有孩子在那烤地瓜,有几个少年仔喝完酒,比赛砸酒瓶子,还有一个个挑着箩筐、拿着海锄头的渔民,正要下海。
父亲一直没说话。我努力想挑开个什么话题。我问,以前不是听说你收的兄弟,是这片海域最牛的帮派的吗那条船上的人在向我们招手,是你以前的小弟吗
他在后面安静得像植物一样,像他从来不存在一样。
回到家他才开了口:“好了,我心事了了。”
我知道,他认为,自己可以死了。
疾病彻底击垮他了。他就像是一个等待着随时被拉到行刑场的战俘,已经接受了呼之欲出的命运。
这种绝望反而也释放了他。
他不再假装坚强了,会突然对着自己不能动的手臂号啕大哭;他不再愿意恪守什么规矩,每天坐在门口,看到走过的谁不顺眼就破口大骂,邻居家的小狗绕着他跑,他心烦就一棍打下去,哪个小孩挡住他慢慢挪行的前路,他也毫不客气地用拐杖去捅他。他甚至脱掉了父亲这个身份该具备的样子,开始会耍赖,会随意发脾气,会像小孩一样撒娇。
那些下午,每次我放学回家,常可以看到门口坐着一群年老的乡里,围在他身旁,听他讲述着一些稍微夸大的故事,跟着抹眼泪。又或者,有不同的邻居登门,向母亲和我告状,父亲与他家孩子或者小狗吵架的故事。
父亲的形象彻底崩塌了。姐姐和我对他的称呼,不断调整,从“父亲”一路退化到昵称阿圆,甚至到后来,他与我那刚出生的外甥女并列,外甥女昵称小粒仔闽南语叫娇小、圆润、可爱,家人都称呼他为大粒仔。
他竟然也乐于这样的称呼。继续惹哭那些年老的乡里,和邻居的小狗吵架。
然而,死亡迟迟没来。
为了期盼死亡的到来,他讲话都特意讲述得好像是遗言的感觉。他会说:我不在了,你自己挑老婆要注意;会说:我一定要火化,记得你走到哪就把我带到哪。他几次还认真地想了半天:没事的,我不在,家还在的。
我一直把他的这种话,当作对疾病和死神孩子气的娇嗔,然而,这种话还是刺痛我。特别是那句“我不在,家还在的”,会让我气到对他发脾气。
不准你这么说。我会大声地凶他。
我说的是实话。
反正以后不准你说。
他不吭声了。过一会儿,随便哪个人路过了,不管那人在意不在意,他会对着那人说:“我刚给我儿子说,我不在了,家还会在,他竟然对我发脾气,我没错啊。”
然后转过身,看我是否又气到要跑来凶他。
一开始我真的不习惯这个退化为孩子的父亲,何况撇去他的身份,这还是个多么奇怪的孩子,动不动把刺痛我的生死挂在嘴上。但我也知道,这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
虽然死亡一直没等来,他却已经越发享受这样的生活方式。慢慢地,他口中的死亡似乎已经不是死亡,而是一个他没盼来的老朋友。他开始忘记自己决定要离开的事情,偶尔说漏了嘴:“儿子啊,你有了孩子会放到老家养吗儿子啊,孙子的名字让不让我来取”
我会调侃着问:“怎么,不死了”
“死”他意识过来了,“还是要赶紧死。”然后自己笑歪了嘴,一不小心,口水就从那偏瘫的左边嘴巴流了下来。
这个生僻的医学知识是父亲生病后我才知道的:冬天天冷,人的血管会收缩。上了年纪的人因此容易疲惫,而对父亲这样的中风者来说,血管收缩,意味着偏瘫的加剧。
上一个冬天他走路越来越不方便,几次左脚都迈不出步去,直接摔倒在地上。摔得头破血流,全身淤血。我终于以一家之主的身份,下令他在这个冬天要乖乖待在家里不准乱动。
他听了,像个小孩一样,眼眨巴眨巴地看着我,问:“如果听话,是否可以买我最喜欢的卤鸭来吃。”
我实在不明白,闽南的冬天何时冷得这么刺骨。我时常一个人站到风中去,感受一下风吹在头上头皮收缩的感觉,然后着急地为父亲套上帽子,裹上大衣。一不小心,原本就肥胖的父亲,被我们包裹得像颗巨大的肉丸一样,他常会取笑自己,这下真成了“大粒仔”了。
然而,那个冬天他还是突然昏倒了。吃饭吃一半,他突然扶住头说,有点晕,然后就两眼翻白,口吐白沫。
被惊吓的母亲赶忙掐人中,并嘱咐姐姐端来温开水,我则赶紧一路狂奔到医生那里去求助。
“我真以为自己要死了。”醒来之后他说,“唉,我真有点舍不得。”
“那就别死了。”我抱着他,久久不肯放。
好消息是,父亲又怕死了。不过医生也告诉我另外一个坏消息:随着年龄增长,父亲的血管会越来越收缩,以致“左半身会完全不能动,甚至以后大小便要失禁的”。
晚上,母亲拉着我偷偷商量。她算了一下,父亲可能再五年就完全要在床上了,她告诉我:“别担心我来负责照顾他。”那晚,母亲还算了另外的账,假如父亲活到八十岁,每年需要的药费,两个老人的生活费,以及“娶老婆的钱”,总共还需要很多很多。
“别担心,我们母子俩是战友,即使以后你爸不能动,我会边照顾你爸边做手工。而趁这五年,你能冲尽量冲。”这是我们母子的约定。
虽然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拉着我不让我远行,但他也接受了我去北京找工作的准备。按照与母亲的约定,这五年我要尽量冲,每年就两三次回家,而且每次回家都是带着工作,常常和父亲打个照面,又匆匆关在房间写文章。几次他想我想急了,大清早在楼下不断叫我名字,通常写稿到凌晨五六点的我,睡眼惺忪地起身,走到楼下来,发脾气地说了他一通,让他别再吵我,然后摇摇晃晃地回房去睡。但第二天,他又一大早叫我的名字。
工作了三年,我惊讶地发现攒的钱竟然有将近二十万。没有告诉母亲,但我心里竟然产生一个奢侈的念头:把父亲送到美国看看,听说那里有一种可以伸入人大脑血管的纳米钳,那种仪器有可能把堵在父亲大脑里的那个瓣膜拿出来。
我开始像个守财奴,每天白天苛刻地计算一分一毫的花费,到晚上总要打开网上账户,看看那一点点增长的数字。
一切正在好起来,我和母亲说。她不知道我的计划,但她显然很满足这种已经摆脱生存困境的生活。心里暗暗想,再三年,要帮父亲找回他的左半身,然后,我的家又会康复了。
然而,那个下着雨的午后,路上的电视机正在播放着世界杯开幕式的倒计时。我突然接到了堂哥的电话。
你方便说话吗
方便啊,你怎么没看世界杯,你不是很爱看足球吗
我不方便看。我要和你说个事情,你答应我,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得开。
你怎么了,说话这么严肃
你答应我吗
嗯,好啊。
你父亲走了。下午四点多,你母亲回家,看到他昏倒在地上,她赶忙叫我们开车送他到医院急救。但在路上,他已经不行了。
你不是已经不想死了吗我心里痛骂着父亲。
你不是不想死吗你怎么一点诺言都不守
从北京搭飞机到厦门,又转车到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父亲躺在厅堂前,还是那肥嘟嘟、一脸不满意的样子。邻居的家里,传来世界杯开幕式的欢呼声。这是四年一度全世界的狂欢,他们没有人知道,这一天,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不见了。
我哭不出来,一直握着父亲的手。
那是冰冷而且僵硬的手。我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大骂着,你怎么这么没用,一跤就没了,你怎么一点都不讲信用。
父亲的眼睛和嘴角突然流出一条条血来。
亲戚走上来拉住我,不让我骂,她说,人死后灵魂还在身体里的,“你这样闹,他走不开,会难过到流血水,他一辈子已经够难了,让他走吧,让他走吧。”
我惊恐地看着不断涌出的血水,像哄孩子一样轻声地说:“你好好走,我已经不怪你,我知道你真的努力了”
哄着哄着,我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父亲火化后第二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不满地问我,为什么只烧给他小汽车,没给摩托车,“我又不会开小汽车”,梦里他气呼呼地说。
醒来告诉母亲,不想,她说她也梦到了。梦里父亲着急地催着:他打算自己骑摩托车到海边去逛逛,所以要赶紧给他。
“你那可爱的父亲。”母亲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