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夏秋之交,京州的形势严峻起来,省委书记兼军工委书记刘必诚落入敌手,旋即判了死刑。党组织指示我紧急营救。我为筹措营救资金,被迫将自家祖屋廉价卖给了他人。
我忘不了那个夜晚。大雨倾盆,霹雳滚滚,连续不断,像一颗颗炸弹在头顶上炸响。买家怕我反悔,催我连夜交割。他五根金条买下我五间正屋、六间厢房,还有偌大一个院子,不到市价的一半。我急需救命钱,当即交出房契,揣上金条,匆匆告别了祖上留下的房产。
院门口有一株古槐,也不知多少年份了,树冠如巨伞,荫蔽半条街。当我在暴雨中回望祖屋最后一眼时,一个火球落下,竟生生地劈断了碗口粗的一根枝干!我一个激灵,急忙登上阿宝的黄包车。
阿宝是地下交通站成员,他拉着我一路飞奔来到李乔治家。李乔治见面就埋怨,说是执法处陈处长刚来电话,话讲得很绝,救人要趁早,过时不候,而且定金不退!我忙把五根金条从怀里掏了出来,塞到他手里,催他快走。阿宝又拉着黄包车,把李乔治送往陈处长家。
这五根金条是陈处长突然加价,逼着我拿出来的。原来讲好五根金条捞人,李乔治已经送给他了。可他撬开一个叛徒的嘴巴,得知刘必诚是大人物,立马翻倍要十根金条,此前送上的五根金条就成了所谓定金!这就有了我夜卖祖屋的一幕。和现在年轻人的想象不同,人落在国民党手中也不一定个个牺牲,其中还是有操作空间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员腐朽没落,贪赃枉法,把空间留下了。为营救同志,我们地下党组织总是不惜代价、千方百计地筹钱捞人。这就催生了李乔治这样的政治掮客。
说起李乔治这个人,在当时的京州可是鼎鼎有名。他什么生意都做,什么人都认识。尤为令人惊叹的是他与政界、军队的关系,他虽登不了人家的大雅之堂,但总能七拐弯八抹角地从后门钻进去。他的敲门砖就是金钱。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行贿高手。营救刘必诚书记,就是他和警备司令部陈处长秘密谈妥的生意。
我不放心啊,探询这陈处长怎么才能把这么一个重要的政治犯从枪口下救出来?李乔治向我透露了一些细节。原来执法处长还有一个搭档,就是行刑队长刘定国。他们拟李代桃僵,让一个关在监狱里等死的鸦片烟鬼顶替刘必诚。行刑时,把这稀里糊涂的家伙枪毙掉,刘必诚就躲在监狱买菜的货车上,混出大门。这计划听上去无懈可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在李乔治家一边喝茶一边等消息。刘必诚是我的领导,我们又是共事多年的好兄弟。在这关键时刻,我的心都吊在嗓子眼儿上。比预期的时间短许多,阿宝独自跑回来了,气喘吁吁地报告一个坏消息陈处长的小楼被军警团团包围,正在抄家!李乔治没敢去送金条,顺小胡同溜走了,要我也赶快离开京州避风头。
这时我哪能离开京州啊,李乔治揣着我给他的这五根金条跑路了,刘必诚生死未卜,我一定要找到李乔治,问清情况,再想办法!
李乔治家不敢待了,我就一次一次到一个名叫“老地方”的茶楼找他——那是我往日和他接头之处。过了八天,李乔治拿了一份《扫荡报》晃晃悠悠来到我的茶桌旁坐下了。最危险的时刻过去了,他显得坦然放松。在我急促催问下,他把那夜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
问题出在刘定国身上。这位行刑队长可能因分赃不均,或者他本来就是卧底的蓝衣社特务,向警备司令部告了密。陈处长被捕,被连夜抄家。刘必诚都坐着货车到监狱大门口了,功亏一篑,被等在门岗的军警抓获。黎明时分,刘必诚被执行枪决,面对初起的曙光英勇就义。
陈处长也被枪毙了。他家小楼藏着大量美钞、珠宝,警备司令部孙司令本可以捞一票大实惠,可是一幕黑色喜剧上演了。三个负责押送赃物的军警在警车里发起了一场抓宝游戏,面对邮袋里的金条、钻石、珍珠、美钞,他们垂涎欲滴,商定一人抓一把,都发点小财。可人性的贪婪怎么止得住呢?抓了一把就有第二把、第三把,最后三人一合计,得,干脆全分了吧!分完赃,三人跳下警车,分头逃了。
我问起卖祖屋的五根金条,李乔治从包里取出金条归还于我。我拿出一根金条推到他面前,这是当时说好的酬劳。李乔治竟不收,动容地对我说我不能拿朱先生你卖祖屋的钱啊!国民党的同志们瓜分赃物雨夜奔逃,你朱先生贱卖祖屋救自己的同志,了不起……
我带着失而复得的五根金条到上海向党组织报到,嗣后按照党的领导同志的指示,以这五根金条做资本,创办了党营工商业上海福记中西货贸易公司,为我党筹措经费。有关领导为福记公司规定了秘密工作原则不和上海及各地党组织发生联系,做好生意,广交朋友。
公司开在租界摩斯路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令我没想到的是,开张那天李乔治擎着一束鲜花出现在铺子里。他是如何准确地找到这个地方的呢?李乔治神秘地笑道我上交天上神仙,下结地下小鬼,人世间的事情哪有逃得过我眼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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