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老的中国,总有那要一些黑心黑肺的人,总有那么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以某种看似巧妙的手段来获取不正当利益的人。
其实这种人在其他国家有吗?
当然有,而且如果按人口比例的话,他们的数量也不少。然而,由于中国人口庞大的基数,那么这种事情,在中国就显得尤其严重。
岳阳的事件在整个联邦之中的反响同样非常巨大,尤其是官逼民反这种手段,标志着中国官僚集团的灭亡。在未来的联邦岁月之中,官僚不大可能重新掌握那种可以任鱼肉百姓们的手段。
毕竟,法不由他控制,兵不由他控制!
如果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明这件事,那就是社会权利被专业机关及专业人员所分散,这就如同工业的专业化生产一个道理,专业的细分是出现精细工业的前提。
一个国家的管理同样,在受到大众监督的,专业化管理是使一个国家真正步入管理现代化的主要手段。
岳阳方面,官逼民反的政府被彻底清理之后,一个更大的几乎要引起国内战争的事件继续被引发。
山西,作为中国煤炭产业的基地,这是阎锡山为山西人争来的福利。说到搞经济,阎锡山的能力比之指控作战的能力高了可不止一个级别。
前面说过,由于运输及电力的优势,中国的工业具有相当竞争力。在这种优势之下,中华联邦对于联邦内部资源的使用是按照国会通过的第一法案——“联邦资源有限开采法案”。
即,通过便宜而快捷的空中运输,主要使用世界不发达地区矿业资源,对于中国已经探明了资源,除去储量较高资源之外,对于其他矿业资源的使用与开采进行了严格限制。
而山西,作为可以被大规模开采利用的煤炭资源基地,正在吸引着来自中国各个方面的大规模投资。以煤炭为原料的化工厂、煤粉厂、采矿业都取得了一定规模的发展。
然而,在山西的经济却依然缺乏应有的活力,原因在哪儿呢?
带着这个问题,徐美伶搭乘飞艇来到了山西大同。
此刻山西太原府的街面上已经显示出来相当一些显著的变化,新式的符合联邦建筑法案的大楼正在拔地而起,街上的道路也在扩建之中。
在山西太原,城市之中的汽车增加了很多。不过这里特殊的现象是,好车多而普通民众们常开的那种经济型轿车——金龟子(中国版甲壳虫)则相当少。
这与经济发达,且发展较均衡的琴岛与广州有显著区别。那两座城市当中,由于人口构成的原因,整个城市的风气要富有活力的多。
琴岛除过工业区的那些工业家之外,还有一个全世界顶尖的高素质人群——科学城。加之这儿也是全国各大学毕业生们首先的城市,其快速的发展带动了整个附近地区的发达。
至于广州,则是因为那儿的军校城,形成了相当庞大的与联邦军队有关系的城市及产业。军官家属强劲的购买能力,促使广东的轻工业、商业及与造船、海运相关的其他产业,使那儿成为中国南部的经济热点。
广州、香港、澳门成为中国与英国、澳门甚至整个欧洲方面商业交往的一个窗口,其发展速度,已经快过以文化产业为拉动能力的北京、但依然要屈居于以军火制造业为主的武汉三镇及东北地区。
山西,作为中华联邦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之中的重点省份,有它得于独厚的优势。在这儿还是要说,就经济发展与建设,阎锡山比之这时在上海重新组党的孙中山,那是要强得太多了。比建设,这位孙先生差得可不是一点,两点。
至于他强于阎锡山的地方,恐怕只能说是号召力及他的思想,除此之外无论军力还是经济能力,与阎都相去甚远。
来到山西太原的徐美伶却发现了这儿的问题,山西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或者说,通过对于大街之上新建的建筑以及其它细微方面,就可以说明一点。
山西的财富正在向各别人手中迅速集中,虽然比起以前,由于对矿业的投资大量涌入,整个山西有了一定的变化,但就整个地区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变化并不显著。
例如新盖的大楼多数属于银行、酒店或者其他什么富人需要或者享受的地方。而普通百姓们吃饭的小饭馆依然是土墙、木柱。无论环境、卫生以及饭菜的质量都使人难以接受。
好在,琴岛方面开始流行的,使多数上班族喜欢的书餐店在这儿也已经开了张,连销店式的标准服务及规程,总算替徐美伶这个生长在大上海的姑娘解决了吃饭问题。
街上行人的衣着,也表示他们在吃饭之余,并没有更多的能力来对于自己的衣着进行必要的改善。大量的乞丐依然还在一个个小摊位前乞讨,甚至徐美伶的到来也使许多乞丐围在她的身边。
看过那些新的建筑之后,徐美伶还发现了其他一些东西。这里没有建设出,如同其他工业区那种铺天盖地式的工业学校,以“生产”地区工业发展的必须品——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