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很郁闷,大过年的总有人不在家好好呆着。他们不但从天上飞来,把他太原的百姓吓得惶惶不安,而且这个家伙还要见自己,真不知道要干些什么。
只是私心之中,他感觉这个人还是有必要见的。毕竟现在的中国,能从天上飞来的人,绝对是奇人异士,绝对是值得与之打交道,甚至做生意的人。这一点,骨子里有晋商情节的阎锡山完全明白。
这时的阎锡山,正在山西努力经营着自己的军队。作为家乡,他对于山西的政事还是很放在心上。虽然这时,他在山西的政策还因为他在山西的势力还没有达到完全整合,而无法推行下去。
这时阎锡山被袁凯任命为“同武将军”,令其督理山西军务。大约出于“感恩戴德”,故他首先向筹安会提供经费银币二万元,接着又连电劝进,把辛亥革命贬低为“新旧弟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
并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恳求袁“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而登基称帝。袁阅后喜不自胜,批复“颇有见地”。
袁世凯称帝后,于12月21日封阎锡山为一等侯。
所有这一切,成为后来把他归入反动派的原因,实际他反动不反动,却只有山西的百姓们说了才算。
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对内,阎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于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
1918年4月以后,阎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阎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
他改编村制,以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闾长,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和处罚;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
由于他的治理,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甚至当时山西的富裕程度,要比之建国之后初期的山西要好得多。
所以,最少在内政之上,阎锡山绝对是比当时的军阀们要头脑清楚,而又聪明得多的这么一个人。尤其,这时他的年岁并不大。
就是这么一个人,在袁世凯称帝风波正盛之时,对于云南的护国军部队大加鞭鞑,致电北京国务院,声称“滇黔等省竟以少数地方二三首领擅立政府,私举总统,实属破坏大局,不顾国家”。
当袁世凯就护国军反对帝制征询各地大员意见时,阎指斥唐继尧等为“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恳请皇帝“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
基于这一切我们看到了什么?说真的如果抛开历史的成见不谈,那么我们将看到了一个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典型的晋商。
至于称不称得成帝关他屁事!归根结底,不过是一次投资,是否有足够收益的问题。当然,这也体现了年轻的时候,阎锡山对于政治脉搏把握、动向不那么成熟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