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断电话,周卿云从村委会出来,沿着那条冻得硬邦邦的黄土路往家走。
周卿云走得不快。
六万三千元……这个数字还在他脑海里回荡,像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漾开一圈圈涟漪。
不是激动,也不是狂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的感觉。
走到家门口时,他看见满仓叔正蹲在院门外面的土坎上,母亲则站在院门里,两人隔着门槛,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
这场景让周卿云笑了。
他知道满仓叔为什么蹲在外面。
不是母亲不让他进,是他自己避嫌。
父亲走得早,家里就母亲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
满仓叔是村支书,又是长辈,平时来家里说事,都是站在院里说,从不进屋。
只有周卿云或者妹妹在家,他才会进去坐坐。
这是规矩,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分寸。
“满仓叔,走,别蹲门口了,进屋去。”周卿云走过去。
满仓叔抬起头,看见周卿云,把手里的烟屁股又吸了一口。
那烟已经短得快烧到手指了,他还是舍不得扔,直到实在捏不住了,才丢在地上,用鞋底碾灭。
“云娃子,回来了?”他站起身,拍拍裤子上的土,“领导找你啥事?这么急?”
周卿云看了看满仓叔身上那件旧棉袄。
在室外蹲了这么久,棉袄摸上去已经没多少温度了。
又看了看母亲,母亲眼里也满是关切。
“叔,进去说。”周卿云推开门,“是好事,大好事。妈,您也来。”
三人进了窑洞。
窑洞里很暖和。
炉火烧得正旺,一阵阵暖意扑面而来。
土炕热烘烘的,炕桌上摆着母亲纳了一半的鞋底,针线筐里放着各色碎布。
周卿云先给满仓叔和母亲各倒了一杯热茶。
热气腾腾的,端在手里暖手,喝下去暖胃。
满仓叔接过茶杯,却顾不上喝,眼睛直勾勾盯着周卿云:“云娃子,到底啥事?你快说啊,急死老叔我了!”
母亲也放下手里的针线,看着儿子。
周卿云端起自己的茶杯,喝了一口。
热水下肚,整个人都舒坦了。
他看了看急得不行的满仓叔,又看了看满眼关切的母亲,这才缓缓开口:
“叔,打井的钱,有了!”
七个字。
轻轻巧巧的七个字。
落在窑洞里,却宛如七声惊雷。
满仓叔手里的茶杯晃了一下,热水洒出来,烫得他手一哆嗦。
但他顾不上疼,眼睛瞪得溜圆:“啥?钱有了?这么快?你真的赚到了这么多钱?”
他的声音在抖,连带着整个人都在抖。
四万块钱!这是之前周卿云说的预算。
在1988年的陕北农村,四万块钱是什么概念?
是白石村全村人十年、二十年都攒不下的巨款。
是能把一口百米深井打出来,能把家家户户的水窖都修起来的希望。
而现在,周卿云说,钱有了。
“对,有了。”周卿云点点头,语气平静,但眼神坚定。
他看向母亲:“妈,我的书,卖疯了。”
母亲的手一颤,针掉在了地上。
“五天时间,卖了二十二万本。”周卿云继续说,“预订单超过三十五万本。杂志社给我按三十五万本结算了版税,一共六万三千元。”
窑洞里安静得可怕。
只有炉火偶尔发出的噼啪声,和铁壶里水将沸未沸的咕嘟声。
满仓叔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
他手里的茶杯还在晃,热水洒在手背上,红了一片,但此时,他已经完全感觉不到疼了。
母亲则呆呆地坐在炕沿上,眼睛直直地看着儿子,像是没听懂,又像是听懂了但不敢相信。
六万三千元。
这个数字,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
在黄土高原上生活了一辈子的人,脑子里对钱的概念,是几毛、几块、几十块。
是一斤小米卖一毛二,是一斤猪肉卖八毛五,是一年到头省吃俭用能攒下百八十块。
六万三千元?
那是天文数字。
是传说。
是想都不敢想的存在。
而现在,这个数字从儿子嘴里说出来,轻飘飘的,却又沉甸甸的。
“妈,”周卿云看着母亲,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儿子大了,斗胆自己做了一个决定。”
他顿了顿,深吸一口气:
“这六万三千元,我们家一分都不留,全部给村里。可以吗?”
话音落地。
“啪嗒”一声。
母亲手里纳了一半的鞋底掉在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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