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意外,今晚村子依旧没来电。
年前那场大雪压断了几处电线,这几天电力局的人一直在抢修。
但白石村太偏,线路又长,修起来慢。
村里人也早就习惯了。
没电就没电吧,反正有煤油灯,照样能过日子。
周卿云点亮书桌上的煤油灯。
玻璃灯罩擦得透亮,灯芯是新换的,火苗跳动着,发出稳定而温暖的光。
他把今天买的那捆报纸搬到桌上,解开绳子。
厚厚一摞,有十几份。
他深吸一口气,开始阅读。
先从《光明日报》开始,那是他白天在工棚里匆匆看过的那份。
重新仔细看,字里行间的意味更加清晰。
那篇关于版税合同的报道,写得很客观,甚至可以说是中立。
记者只是陈述事实:国内第一份作家版税合同诞生,签约双方是《萌芽》杂志社和一位笔名为“卿云”的青年作家。
合同主要内容:10%版税率,二十万册生效门槛。未透露作家真实姓名。
但后面的评论,可就没那么客气了。
周卿云一份份报纸看过去。
《文艺报》上,一位老作家写专栏:“稿费制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优良传统,体现了国家对知识分子的关怀。盲目引进版税制,可能导致文化商业化,损害文学创作的纯粹性。”
《文学评论》上,某大学中文系教授撰文:“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作家,作品尚未经过时间检验,就享受如此优厚待遇,是否操之过急?这对其他兢兢业业写作几十年的老作家是否公平?”
《文化周刊》的评论更尖锐:“这是典型的‘造星运动’,是出版社急功近利的表现。文学不是娱乐,作家不是明星。用商业手段包装作家,最终损害的是文学的尊严。”
周卿云一边看,一边在手边的笔记本上记录。
他的字写得很工整,一页页翻过去,记下的内容越来越多。
“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商业化损害纯粹性……”
“作品未经时间检验……对老作家不公平……”
“造星运动……急功近利……损害文学尊严……”
记到第三页时,周卿云停笔,揉了揉太阳穴。
他到底还是低估了这件事的冲击力。
版税制,在这个年代,确实是个敏感话题。
它触及的不仅是利益分配,更是意识形态、文化观念、行业传统。
说它是一场“文化地震”,一点都不夸张。
而他自己,显然已经被推到了震中。
周卿云苦笑着摇摇头。
他高估了自己的文学地位,又或者说,在这些人眼里,他压根就没有什么“地位”。
也许在那些文坛前辈眼里,他只不过是个运气好的年轻人,写了一本还算受欢迎的青春小说。
至于文学成就?
文坛地位?
恐怕“狗都不如”。
可就是这个“狗都不如”的小年轻,却当他们的面干了件破天荒的事。
文人相轻,自古皆然。
谁受得了自己没做成的事,被一个毛头小子干成了?
士可忍,孰不可忍。
周卿云继续往下看。
越看,脸色越沉。
如果说前面的批评还算克制,讲究个“有理有据”,那后面的文章,就有点“图穷匕见”的意思了。
特别是首都那位“王老炮”写的专栏。
王老炮……周卿云知道这个人。
1988年的王老炮,以大胆、犀利、不按常理出牌的文风著称。
他什么都敢写,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骂。
在今天的《北京青年报》上,王老炮写了篇专栏,标题就叫:《小年轻,你凭什么?》
文章写得那叫一个唾沫横飞,那叫一个尖酸刻薄。
“听说有个十九岁的小年轻,跟杂志社签了份版税合同,10%的版税率,二十万册生效门槛。好家伙,这待遇,比咱们这些写了十几年、几十年的老家伙都强。”
“我就纳闷了,这小年轻到底写了啥惊世骇俗的作品?是写出了《红楼梦》第二,还是《战争与和平》中文版?哦,我查了查,原来是本青春小说,《山楂树之恋》。讲男女之间的那点事,纯情得跟白开水似的。”
“我不是说青春小说不好。但这么一本小情小调的东西,就值得出版社打破行业规矩,开出天价合同?是出版社疯了,还是咱们这些读者傻了?”
“要我说,这就是典型的‘捧杀’。出版社想造星,想赚钱,不管不顾地往一个人身上砸资源。小年轻呢,被这么一捧,还真以为自己了不起了。殊不知,爬得越高,摔得越惨。”
“我奉劝那位小年轻一句:年轻人,脚踏实地点。文学这条路,不是靠运气就能走远的。你现在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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