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日,清晨六点,上海火车站第三站台。
绿皮火车像一条疲惫的钢铁长龙,静静地卧在轨道上。
车身上凝结着冬夜的寒霜,车窗玻璃模糊不清。
站台上挤满了人,这才1988年,上海火车站已经有了后世春运的雏形。
返乡的学生、归家的工人、做生意的商贩……
大包小包的行李伴随着人群仿佛乌压压的蚂蚁。
大家呵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凝成一片朦胧的雾。
周卿云站在人群中,一只手拎着自己的帆布行李袋,另一只手护着身边的齐又晴。
齐又晴今天穿了件深蓝色的棉袄,围着厚厚的红色围巾,只露出一双清澈的眼睛。
她手里也提着行李,但显然有些吃力。
“人真多……”齐又晴轻声说,声音在嘈杂的站台上几乎听不见。
周卿云点点头,目光扫过站台。
这是1988年,春运已经初具规模,但运力严重不足。
每一趟列车都超载,每一节车厢都挤得像沙丁鱼罐头。
而他们要坐的这趟K82次列车,从上海开往西安,全程三十多个小时,是出了名的“难坐”。
“一会儿上车跟紧我。”周卿云低声说,“别让人挤散了。”
齐又晴点点头,手指无意识地抓住了周卿云的衣袖。
就在他们等待检票的时候,《萌芽》编辑部正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
同一时间,《萌芽》杂志社。
早晨七点不到,石库门小楼前已经排起了长队。
不是来办事的,是来买杂志,
1988年二月刊《萌芽》已经发行了近十天,但依旧一书难求,不少人堵到杂志社门口来抢书了。
抢书的队伍从楼门口一直排到弄堂口,拐了个弯,又延伸到隔壁街道。
排队的人里,有年轻的学生,有中年的知识分子,有头发花白的老人。
所有人都裹着厚厚的冬衣,在寒风中跺着脚取暖,但眼睛都盯着编辑部那扇紧闭的木门。
“开门了没有啊?”
“还没呢,说七点半。”
“我五点半就来了,排第一个!”
“你五点半?我四点钟就在这儿了!”
嘈杂的议论声中,夹杂着对《山楂树之恋》的讨论:
“你说老三最后到底死没死?”
“死了啊,静秋不是去扫墓了吗?”
“我不信!卿云老师肯定会改结局的!”
“改什么改,悲剧才经典……”
七点半,编辑部的木门终于打开。
发行科的小王刚探出头,人群就“轰”地涌了上来。
“别挤!别挤!”小王扯着嗓子喊,“排队!排队!”
但没人听他的。
人群像潮水般往前涌,手伸得老长,钞票在空中挥舞:
“给我一本!”
“我要三本!帮同学带的!”
“同志,还有没有?”
小王被挤得站不稳,回头大喊:“老张!快来帮忙!”
老编辑张师傅和几个年轻编辑冲出来,勉强维持住秩序。
但杂志搬出来一捆,瞬间就被抢空。
再搬一捆,又空了。
到上午九点,门口排队的人不但没少,反而越来越多……消息传开,无数在报刊亭买不到书的市民都在往这里赶。
而此刻,编辑部里的电话已经响炸了。
“喂?《萌芽》吗?我们是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二月刊还有货吗?我们要五千册!”
“上海南京东路书店,再要三千!”
“广州……要八千!马上发货!”
陈文涛副总编一手接一个电话,额头上全是汗。
他刚放下一个,另一个又响了:
“陈副总编吗?我是《文汇报》的记者,想采访一下《山楂树之恋》下册的读者反响……”
“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想请卿云老师做个节目……”
“我是……”
与此同时,读者来信像雪崩一样涌来。
邮局的邮递员今天已经跑了三趟,每次都推着一板车的麻袋。
编辑室角落里,读者信堆成了山,而且还在不断增高。
上午十点,赵明诚总编推开总编室的门,脸色铁青。
他手里拿着一封信,不是普通的信,信封上沾着暗红色的痕迹,像是……血。
“老赵,这……”陈文涛看见那封信,脸色也变了。
赵明诚把信放在桌上,声音嘶哑:“血书。读者写的,要求卿云改结局。”
办公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血书。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这是最极致的诉求方式。
只有在蒙受极大冤屈或怀有极深执念时,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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