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深,但《萌芽》杂志社的石库门小楼依旧灯火通明。
总编赵明诚站在编辑室中央的过道上,手里拿着一份刚刚从印刷厂送来的加急报表。
他的手指在颤抖,不是累的,不是冷的,而是被报表上那个数字震得……五十二万七千八百六十四册。
《萌芽》1988年1月刊,上市九天,销量突破五十万大关。
编辑室里静得可怕。
二十几个编辑,从头发花白的老校对到刚毕业的大学生,都围站在四周,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赵明诚手里的那张纸。
有人屏住了呼吸,有人张着嘴忘了合上,有人偷偷掐自己的大腿确认不是在做梦。
五十万册。
在中国文学期刊界,这是一个分水岭。
过了这个数,就不再是普通的青年刊物,而是能够影响一代人、代表一个时期文学风向的顶级平台。
“老赵……”副总编陈文涛的声音先打破了沉默,沙哑得像是砂纸在磨,“念出来,让大家听听。”
赵明诚深吸一口气,抬起头,环视一周。
他看见老编辑张师傅眼圈红了,看见年轻编辑小王拳头攥得指节发白,看见财务科的老会计摘下眼镜擦了又擦。
“五十二万七千八百六十四册。”他一字一顿地念出来,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深夜里,每一个字都像敲在人心上。
短暂的寂静后,编辑室里爆发出近乎癫狂的欢呼。
“五十万!破了!破了!”小王第一个跳起来,把手中的校样抛向空中。
“老天爷……我干了三十年编辑,没见过这场面……”张师傅喃喃着,眼泪真的掉下来了。
“快!给印刷厂打电话!再加印!”发行科科长扯着嗓子喊,声音已经嘶哑。
陈文涛冲到电话机旁,手抖得差点拨错号。
电话接通,那边是印刷厂老李同样激动的声音:“老陈!看到了吧?五十万!我们厂建厂以来,没印过这么火的杂志!”
整个编辑室陷入一种集体亢奋的状态。
有人开了一瓶珍藏的茅台,那是赵明诚放在柜子里准备退休时喝的;有人翻出过年剩下的鞭炮,跑到院子里点燃,噼里啪啦的声响在凌晨的上海弄堂里格外清脆;有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像个孩子。
赵明诚退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点了一支烟。
烟雾在灯光下袅袅升起,他的脸在烟雾后显得模糊不清。
高兴吗?当然高兴。
《萌芽》创刊三十一年,经历过辉煌,也经历过低谷。
八十年代初文学热时,最高销量冲到过二十八万册,那时候编辑部也是这般欢腾。
但后来,文学退潮,市场化冲击,销量一路下滑,到1986年时,单期已经跌到十二万册。
社里经费紧张,编辑工资发不出来,年轻人一个个离开,老编辑一个个退休。
他作为总编,无数次在深夜里问自己:纯文学还有出路吗?《萌芽》还能撑多久?
现在,答案来了。
五十万册,不仅破了《萌芽》自己的纪录,还超过了《收获》的最新一期销量,仅次于《人民文学》,排在1988年全国文学期刊发行榜第二名。
这是奇迹。
是他在最绝望时都不敢想象的奇迹。
而创造这个奇迹的人,叫周卿云。
一个十九岁的陕北农村青年,一篇二十二万字的《山楂树之恋》。
赵明诚深吸一口烟,让辛辣的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
高兴之余,一股更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那是忧虑,是遗憾,是深深的无力感。
他想起了昨天小王回来的汇报。
“周同学很客气,但很坚定。他说现在要专心学习,短时间内没有开新书的打算。我提了长期合作的事,他婉拒了,说《萌芽》很好,但他有更高的追求。”
更高的追求。
这四个字,像针一样扎在赵明诚心上。
他懂,他太懂了。
一个能在十九岁写出《山楂树之恋》的人,一个能唱出《错位时空》的人,一个能提出“希望工程”概念的人,怎么可能满足于只在一家青年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
《萌芽》是什么?
是青年文学的摇篮,是文学新人的跳板。
但它不是终点,不是殿堂。
真正的文学大家,最终要走向《收获》,走向《人民文学》,走向中国文学的顶峰。
周卿云是一条真龙。
而《萌芽》,只是一片小小的池塘。
池塘可以养鱼,可以育虾,但养不住真龙。
真龙是要腾空而起,是要翱翔九天的。
“老赵,想什么呢?”陈文涛端着两杯茶过来,脸上还带着兴奋的红晕,“咱们《萌芽》,这回是真翻身了!”
赵明诚接过茶杯,没喝,只是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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