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上海,空气里开始有了真正的寒意。
梧桐树的最后几片叶子也在某场夜雨过后彻底落尽,枝桠光秃秃地指向灰白的天空。
《中国青年报》关于周卿云家庭和成长环境的报道在十一月底刊发后,像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块石头,涟漪一圈圈扩散开来。
报道的标题很朴实:《黄土高坡走出的星光赶路人》,但内容却扎实有力。
记者用近五千字的篇幅,详细记述了陕北那个偏僻山村的贫困状况,周卿云在煤油灯下苦读的童年,以及乡村小学破旧的教室和匮乏的教学资源。
报道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当我们谈论‘星光不问赶路人’时,不应忘记,还有很多孩子连赶路的资格都没有。他们被困在贫瘠的土地上,连最基本的教育资源都难以获得。寒门再难出贵子,这不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注脚。”
这篇报道引发了比《人民日报》社论更实际的关注。
全国各地读者来信中,开始出现大量关于教育公平的讨论。
而最让周卿云没想到的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再次联系他,希望做一个深度访谈。
这次周卿云没有拒绝。
访谈安排在复旦附近的一家茶馆。
记者还是上次那位女记者,姓林,四十岁上下,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干练而真诚。
“周同学,感谢你接受采访。”林记者开门见山,“上次去陕北,对我触动很大。你们村小学的条件,比我想象的还要差。”
周卿云点点头:“那不是特例。在我们县,那样的学校还有很多。”
“所以我想问问,”林记者认真地看着他,“作为从那种环境里走出来的幸运者,你对改善农村教育有什么想法?”
这个问题,周卿云已经思考了很久。
前世他见过希望工程的蓬勃发展,见过无数孩子因为有了读书的机会而改变命运。
这一世,他或许能让这个进程提前一些。
他沉吟片刻,缓缓开口:“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是零散的捐助,而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可以叫‘希望工程’,给孩子们希望,给国家未来希望。”
“‘希望工程’……”林记者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个词,“具体说说?”
“比如,动员社会力量捐资,在贫困地区修建希望小学;设立助学基金,帮助交不起学费的孩子继续读书;还可以组织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结对子,互相交流。”
周卿云越说思路越清晰,“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如果因为出生地的不同,就决定了一个孩子能不能读书、能读什么样的书,那我们的社会就谈不上真正的进步。”
他顿了顿,想起前世那些因为希望工程而改变命运的面孔:“林记者,你知道吗?在我们陕北,很多孩子不是不想读书,是读不起。一个学期几块钱的学费,可能就是全家人一个月的油盐钱。如果有一个渠道,能让想读书的孩子都能读书,那该多好。”
林记者听得认真,笔在纸上沙沙作响。
访谈进行了两个小时,结束时,她握着周卿云的手说:“周同学,你的这些话,我会原原本本写进报道。‘希望工程’这个概念很好,我会重点提出来。”
送走记者,周卿云走在回学校的路上。
冬日的阳光淡淡的,照在身上没什么温度,但他心里却有一团火。
他知道,自己这番话可能会引起一些关注,甚至可能推动某些事情提前发生。
这很好,如果重生一世,除了自己的文学梦想,还能为这个时代做点什么,那这一世就更有意义了。
回到宿舍时,已经是下午三点。
周卿云摊开《山楂树之恋》的手稿,开始今天的精修工作。
二十万字的长篇,第一稿在十一月底完成了。
但周卿云不满意,有些地方写得太急,有些情感铺垫不够充分。
他决定进行第二稿精修,目标是把字数扩充到二十二万左右,让人物更丰满,情感更细腻。
正写着,宿舍门被敲响了。
王建国开门,门外站着两个人:陈文涛编辑,还有一个五十多岁、气质沉稳的男人。
“周同学,冒昧打扰。”陈文涛笑着说,“这位是我们《萌芽》的总编,赵明诚同志。赵总编说一定要来看看你。”
周卿云连忙起身:“赵总编好,陈编辑好。快请坐。”
宿舍里一下子显得有些拥挤。
赵明诚环顾了一下这个八人间,目光落在周卿云书桌上厚厚的手稿上:“这就是《山楂树之恋》?”
“是的,第一稿刚完成,正在精修。”周卿云说。
“能看看吗?”赵明诚问得很直接。
周卿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前五章的手稿递了过去。
赵明诚接过,在周卿云的床上坐下,开始看。
陈文涛也凑过来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