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站的出站口像一口煮沸的大锅,蒸腾着八月的热浪和南腔北调的喧嚣。
周卿云护着帆布包和鸡蛋网兜,在人群中艰难穿行。
汗顺着额角往下淌,衬衫后背已经湿透了一大片。
就在他四下张望,寻找公共汽车站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前方响起:
“复旦的新同学!这边!复旦的往这边集合!”
只见出站口外的空地上,支着几张简陋的木桌,桌上立着硬纸板牌子,上面用毛笔写着“复旦大学新生接待处”。
几个穿着白色短袖衬衫、胸前别着红色校徽的年轻男女正在那里招呼着,脸上洋溢着属于这个时代大学生的朝气和热情。
出站口的人群,看着他们的眼神都要明亮许多。
这个年代的大学生,还是复旦大学,含金量,真的,太高了!
周卿云快步走过去。
“同学,是复旦的新生吗?”一个戴着眼镜、笑容爽朗的男生迎上来,他看上去约莫二十三四岁,应该是高年级的学长。
“是的。”周卿云说着,从怀里掏出录取通知书。
学长接过来看了看,眼睛一亮:“周卿云……好名字!跟我来登个记。”
学长在记录周卿云的信息后便带他踏上了不远处的大客车。
车上已经坐了不少新生,脸上都带着初到大城市的兴奋和忐忑。
当解放牌大客车驶过外白渡桥时,黄浦江的风裹挟着水汽涌进车窗。
周卿云望着窗外,外滩那些花岗岩筑就的欧式建筑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历史的微光,海关大楼的钟声正敲响三点。
这就是1987年的上海。
喧腾,蓬勃,带着海派特有的精明与骄傲。
“看到没?那边就是外滩!”坐在旁边的学长指着窗外,语气里带着主人般的自豪,“以后有的是时间逛。咱们学校在杨浦区,马上就到。”
学长叫刘建明,历史系大三,江西人,说话时总爱扶一扶鼻梁上的黑框眼镜。
他胸前别着的复旦校徽擦得锃亮,在阳光下微微反光。
“对了,周同学,你是哪个系的?”刘建明问。
“中文系。”
“中文系啊!”刘建明的声调高了些,“那可是咱们学校的王牌之一。虽然……”
他顿了顿,嘴角扬起一个微妙的弧度,“虽然总有人拿北大中文系说事,说什么‘北有北大,南有复旦’,但咱们自己知道,真要论思想活跃、眼界开阔,咱们不输谁。”
他身体微微前倾,像在分享什么重要心得:“北大那边,太‘正’了。写东西总要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咱们上海不一样,《收获》就在这儿,海纳百川。你看这几年冒头的作家,王安忆、程乃珊、孙甘露……哪个不是上海出去的?这叫水土!”
周卿云安静地听着。
八十年代高校间的这种微妙竞争,他再熟悉不过。
每个学校的学生都以自己的母校为傲,尤其在文学领域,南北之分、京海之争,从来都是津津乐道的话题。
“不过话说回来,”刘建明拍了拍周卿云的肩膀,“能考进复旦中文系,你就是同龄人里的尖子。别的不说,光是高考那道坎,就筛掉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现在国家培养你们这些大学生,学费全免,每月还有补助:十二块五,三十五斤粮票,够体面了。”
他说得理所当然。
是啊,从1977年恢复高考起,这已经是惯例了。
国家把大学生当宝贝,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天之骄子”,是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栋梁。
大客车拐进邯郸路,复旦的校门出现在眼前。
青砖门柱,伟人题写的“复旦大学”四个大字苍劲有力。
校门口进进出出的学生,有的骑着“永久”自行车,车铃叮当作响;有的抱着书本步履匆匆;女生们大多穿着素色的连衣裙,男生则是白衬衫蓝裤子,朴素却难掩朝气。
周卿云的心跳快了一拍。
前世,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光,读书、教书、退休。
那些梧桐道,那些红砖楼,那些彻夜不熄的图书馆灯光,早已刻进骨子里。
可这一次,感觉完全不同。
“到了到了!”刘建明率先站起来,“走,我带你去办手续。”
报道处在老教学楼的一层。
几张课桌拼成的长条桌后面,坐着几个老师和学生干部。
队伍不长,很快就轮到了周卿云。
“姓名,专业。”一个戴着眼镜的女老师头也不抬地问。
“周卿云,中文系。”
周卿云上一世其实学的是“古汉语学”,那时候学这个专业的人少,方便留校。
只是这一世,他重生后第一时间便将志愿改成了“中文系”,重活一世,他希望依着自己的爱好活一次。
女老师在花名册上找到名字,打了个勾,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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