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称董其昌为“巧宦”,这当然不是恭维他了,可见同时代人对他也是颇为诟病的。
董其昌写过一首小诗,诗不长,诗题较长,《画家霜景与烟景渚乱,余未有以易也。丁酉冬,燕山道上乃始司文,题诗驿楼》:“晓角寒声散柳堤,行林雪色亚枝低,行人不到邯郸道,一种烟霜也目迷。”
这大概是他又一次从京城官场的政治漩涡中逃脱出来,回松江华亭途中所作。
对于明天,对于前景,对于将来重返天子脚下捞取政治红利的可能性,对他这样热衷声名,贪婪功利的两面人物,不可能不感到迷茫和失落。
正如眼前混沌朦胧的一切,看得见,摸不着,究竟是烟乎?还是霜乎?只能存疑,惟有在忐忑中期之于来日了。
细细品味,这首七绝倒是他的心理独白。
斗争到了刺刀见红的时刻,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傻子了。
倘不想被人在胸口上捅个窟窿,而是想要割下对手的脑袋,作为政治动物的他,必得膺服这种官场的丛林法则,也是可以理解的适应。
凡是经历过20世纪后半叶政治运动的过来人,如果记忆力还未完全退化,还未进入老年痴呆状态,大概应该记得对于那些能逃脱一次一次运动,而未被波及的幸运儿,你除了羡慕和自艾自怨外,有什么理由去责备别人呢!
所以,董其昌为官半个世纪,怕是连一份自我检查,也未写过;怕是连一次批斗会,也未经过,你不能不佩服他进退得当的身手,不能不赞叹他游刃有余的功夫。
然而,到了万历四十四年,年届花甲的董其昌终于藏掖不住他正人君子的另一面,遂闹出来“民抄董宦”这样惊动东南半壁江山的特大丑闻。
董其昌骄奢淫逸,老而渔色,时届花甲之年,犹拥多房妻妾,而其欲念膨胀,色心强烈,遂导致强劫民女,迫其为妾的事件发生。
他之耽迷房中术、豢养方士,**成风,自是明代颓废的士人习气。
不过他更为变t,玷污童女,行事嚣张,倚财仗势,略无顾忌,惹翻了乡亲邻里。
接下来,不思收敛,反而猖狂,更不择手段,进行打压,私刑逼供,欺人太甚,惹得天怒人怨。
即使出了命案,还毫不在乎,反打一耙,告状在先。
横行乡社的董其昌,被人呼为“枭孽”,称之“兽宦”,可见其为非作歹到何等地步。
于是,民怨沸腾,终于爆发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据明人无名氏《十五十六民抄董宦事实》,其暴乱现场的描写,称得上早年版的湘南农民运动。
“自此无不怒发上指,激动合郡不平之心,初十、十一、十二等日,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儿童妇女竞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之谣。以致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亦共有冤揭粘贴,娼妓、龟子游船等项,亦各有报纸相传,真正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矣。”
在中国,文人被抄家,可谓家常便饭,小菜一碟。
有皇帝的年头,兴文字狱,官员来抄,衙役来抄;没有皇帝的年头,大搞运动,小红兵来抄,造反派来抄,但此次民抄董宦,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破坏之重,是破天荒的。
那场运动期间,帝都体育馆批斗彭、陆、罗、杨,参与人数多不过数万,但董其昌遭遇的大场面,人山人海,号称百万,这数字有夸张成分,事属必然,但那些天里,外地群众齐聚松江,本地百姓围观起哄,闹事风潮裹挟十来万人,当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