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叹了口气。
他其实很想开口反驳。
但是问题在于,这汤昊说的可都是事实!
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前往曲阜祭祀孔圣,发现民生凋敝,百姓困苦,这是事实。
兵部尚书刘大夏于君前奏对,说出“天下已经民穷财尽”,这也是事实!
正是因为这句话,先帝爷才会大受打击,一病不起,然后撒手人寰!
那汤昊现在说的这些,是不是事实呢?
同样也是事实!
朝廷没钱,皇帝没钱,国库没钱,百姓也没钱,那么钱粮去了什么地方?
这满朝文武哪个不是腰缠万贯,哪个不是田地千亩?
有些事情,真不能被细想,越想就越让人绝望!
老首辅沉默了良久,随后竟是颤颤巍巍地跪倒在了地上。
“陛下,锐意革新,并非好事!”
“国朝自土木之祸后,艰难维持至今,已经殊为不易了!”
“一旦强行变法革除弊病,势必会引得朝堂动荡不安,天下为之不宁……请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啊!”
没错,刘健是一个循吏,也是個安分的内阁首辅。
“循吏”是什么?
太史公司马迁在《自序》里说,循吏是“奉法循理之吏,不伐
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
循吏尊重法治,讲究理性,遵守规矩;所谋在于长远,不追求当下的效果,不作浅薄的政治秀,所以没有耸动视听的效果。
刘健就是个循吏。
他这辈子循规蹈矩,维持大明王朝的运转,确实很难了。
要知道,弘治皇帝这位被誉为“中兴之主”的先帝爷,大明王朝的弘治皇帝,并非诚如史书所写的那般圣贤英明。
弘治皇帝在弘治八年以后,渐渐迷上了斋醮,从此内库开销剧增,孝宗开始不断地命户部将太仓库的银子纳入内库。
所谓“斋醮”,指的是一种道家法事,分为禳灾祈福的清醮与超度亡灵的幽醮两大类。
弘治八年三月,帝命户部运太仓银三十万两于内承运库备用!
弘治九年十月,帝命户部运太仓银五十万两于内承运库!
弘治十三年五月,五府六部众臣上疏言“近者额外三次取入太仓官银应用共一百三十万两”!
弘治十四年二月,户部又奉旨将太仓银四十五万两送内承运库!
……
弘治十七年七月,帝又取太仓银十五万两于内承运库支用!
弘治皇帝自弘治八年开始,至弘治十七年间,累计纳入内库银子,按最保守的计算也有四百万两之多!
而这些钱,全部都被他用来“妆造武当山神像,各寺观修斋赏赐”之类毫无意义劳民伤财的事情!
除此以外,这位“这位中兴之主”还到处建寺盖庙,为了烧炼之用,更是经常命人购买速香、黄腊之类物品,动则数千斤,撒出去的银子更是不计其数。
现在,你这位新帝问我,为什么国库空虚,为什么“天下已经民穷财尽”?
不要问我,问你父皇去!
刘健这些年做这个内阁首辅,表面上看似光鲜亮丽,实则却是有苦难言。
因为先帝爷对内阁生出了忌惮之心,所以他大多数时候都选择与刘大夏、马文升等六部尚书直接奏对,以此限制内阁权柄。
哪怕先帝爷临终之前,还不忘托孤于马文升,命马文升以“少师兼太子太师”之身统领六部,以此对抗权势日益增长的内阁。
为什么这个人,会是马文升,而不是他刘健这个内阁首辅呢?
因为内阁首辅刘健是个循吏,而吏部尚书马文升是个干吏!
所谓“干吏”,本指一种地位低下的官吏,后来则逐渐与“能臣”联用。
干吏一般娴于吏道,善应棘手疑难问题,善于规避法令,善于改革前进,也就是经常所谓的“能臣”。
循吏只会在规矩里面办事,在礼法人情的束缚里面,照章办事!
但是马文升是个干吏,从不畏惧任何权贵,也不讲什么情面。
初任吏部尚书,马文升就对弘治皇帝滥封传奉官提出异议。
所谓传奉官,就是不经过正常途径,由皇帝亲自传旨任命的官员,成化时最为盛行,说白了就是靠关系获得官职的幸臣。
孝宗初年统加裁革,但后来也加封赏,一次竟达八百人。
马文升说,减一官,朝廷省一官之费,于是在小皇帝即位之初,他按照孝宗遗旨,裁去传奉官七百六十二人。
而马文升考察官员时也从不讲情面,对于内外官员的考察,他也很严厉,一次汰罢朝觐官员二千余人!
如果他刘健坐到马文升这个位置上面,肯定是不会这么做的,也不敢这么做!
所以,马文升能得弘治皇帝的器重,临终托孤,而他刘健不能!
这就是循吏与干吏的区别!
现在刘健这个循吏,就是在提醒小皇帝,不要贸然变法,一朝不慎就会满盘皆输,本就日显倾颓的大明王朝将会更快衰败!
但汤昊听到这话,却是陡然发出了一阵大笑。
“哈哈哈……”
“元辅大人,您真是“目光长远”啊!”
“明明看到这大明王朝千疮百孔,却不想着去弥补,反而是想着如何遮掩!”
“您怎么就没有想过,这是在损耗大明王朝的国运,继续这样下去,大明还能延续多少年?”
小皇帝也怒视着刘健。
江山社稷,就是大局!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朱厚照就要困死在所谓的大局里面,眼睁睁地看着大明日益倾颓,最后轰然崩塌!
刘健感受到了小皇帝的目光,忍不住叹了口气。
“陛下,先帝爷即位之初,同样锐意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