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医院的第二日,静当真病了。医生说是流行性感冒,但热度很高,又咳嗽得厉害。病后第二天下午,这才断定是猩红症,把她移到了隔离病房。
十天之后,猩红症已过危险时期,惟照例须有两个月的隔离疗养。这一点,正合静的心愿,因为借此可以杜绝抱素的缠绕。即使他居然找到了这里,但既是医院内,又是猩红症的患者,他敢怎么样?静安心住下。而且这病,像已在现在和过去之间,划了一道界线,过去的一切不再闯入她的暂得宁静的灵魂了。
一个月很快地过去。每天除了睡觉,就是看报,——不看报,她更没事做。这一月中,她和家里通了三次信,此外不曾动过笔;她不愿别人知道她的踪迹。况且她的性格,也有几分变换了。本来是多愁善感的,常常沉思空想,现在几乎没有思想过去的,她不愿想;将来的,她又不敢想。人们都是命运的玩具,谁能逃避命运的播弄?谁敢说今天依你自己的愿望安排定的计划,不会在明天被命运的毒手轻轻地一下就全部推翻了呢?过去的打击,实在太厉害,使静不敢再自信,不敢再有希望。现在她只是机械地生活着。她已经决定出了医院就回家去,将来的事,听凭命运的支配罢。
医院里有一位助理医生黄兴华,和静认了同乡,常常来和她闲谈。黄医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俭朴,耐劳,又正直;所以虽然医道并不高明,医院里却深资依畀。他是医生,然而极留心时事,最喜欢和人谈时事。人家到他房里,从没见他读医书,总见他在看报,或是什么政治性的杂志。他对于政治上的新发展,比医学上的新发明更为熟悉。
有一天,黄医生喜气冲冲地跑来,劈头一句话,就是
"密司章,吴佩孚打败了!"
"打败了?"静女士兴味地问,"报上没见这个消息?"
"明天该有了。我们院里刚接着汉口医院的电报。是千真万确的。吴佩孚自己受伤,他的军队全部溃散,革命军就要占领汉口了。"黄医生显然是十分兴奋。"这一下,中国局面该有个大变化了。"他满意地握着手。
"你看来准是变好的么?"静怀疑地问。
"自然。这几年来,中国乱的也够了,国家的主权也丧失尽了;难道我们五千年历史的汉族,就此算了么?如果你是这么存心,就不是中国人了。中国一定有抬头的一日。只要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政府,把实业振兴起来,教育普及起来,练一支强大的海陆军,打败了外国人,便成为世界一等强国。"黄医生鼓起他常有的雄辩口吻,又讲演他的爱国论了。
在一年以前,此类肤浅的爱国论大概要惹起静女士的暗笑的,因为那时她自视甚高,自以为她的"政治思想"是属于进步的;但是现在她已经失掉了自信心,对于自己从前的主张,根本起了怀疑,所以黄医生的议论在她耳边响来就不是怎样的不合意。况且黄医生的品行早已得了静的信仰,自然他的议论更加中听了。静开始有点兴奋起来,然而悲观的黑影尚遮在她眼前;她默然半晌,慢慢地说
"我们知道国民党有救国的理想和政策,我的同学大半是国民党。但是天意确是引导人类的历史走到光明的路么?你看有多少好人惨遭失败,有多少恶人意外地得意;你能说人生的鹄的是光明么?革命军目前果然得了胜利,然而黑暗的势力还是那么大!"
"怎么迷信命运了?"黄医生诧异地笑,"我们受过科学洗礼的人,是不应该再有迷信的。"他顿了一顿,"况且,便拿天意而论,天意也向着南方;吴佩孚兵多,粮足,枪炮好,然而竟一败涂地!"
他抡起指头,计算吴佩孚的兵力,他每天读报的努力此时发生作用了;他滔滔地讲述两军的形势,背诵两军高级军官的姓名;静女士凝神静听。后来,在外边高叫"黄医生"的声中,他作了结论道"报上说革命军打胜仗,得老百姓的帮助;这话,我有些不懂。民心的向背,须待打完了仗,才见分晓。说打仗的时候,老百姓帮忙,我就不明白。"
黄医生的热心至少已经引起静女士对于时事的注意了。她以前的每日阅报,不过是无所事事借以消闲,现在却起了浓厚的兴趣。每一个专电,每一个通讯,关于南北战事的,都争先从纸上跳起来欢迎她的眼光。并且她又从字缝中看出许多消息来。议论时事,成为她和黄医生的每日功课,比医院里照例的每日测验体温,有精神得多!一星期以后,静女士已经剥落了悲观主义的外壳,化为一个黄医生式的爱国主义者了。
然而她同时也还是一个旁观者。她以为在这争自由的壮剧中,像她那样的人,是无可贡献的;她只能掬与满腔的同情而已。
革命军的发展,引起了整个东南的震动。静连得了两封家信,知道自己的家乡也快要卷入战争的漩涡。母亲在第一封信中说有钱的人家几乎已经搬尽,大姨夫劝她到上海避避。静当即复了封快信,劝母亲决定主意到上海来。但是母亲的第二封信,九月十日的,说已经决定避到省里大姨夫家去,省里有海军保护,是不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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