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看起来很完美的体制在执行中因为专业人员和药材的短缺,实际上运作的很差。
之前元老院的历次战争中,战斗持续时间一般不长,总体伤亡较少。采用集中大多数卫生资源突击式解决,效果一般都不差――除了某些严重外伤和感染之外,救治成活率很高。
海南岛治安战期间,部队遭遇的大多是小股土匪,不但兵力少,素质低,武器也很低劣,伏波军一般占有绝对优势,战斗伤亡极少,对卫勤的需求更小。
如今的情况却大不相同,西江沿岸的治安战,敌人数量多,装备不差,大多对地形民情十分熟悉。相形之下,治安战中承担了大部分日常性任务的国民军又往往训练不足,装备低劣
因为许多部队是从降军改编的,作战意志较差,打起仗来伤亡就比伏波军大得多了。一次战斗之后,需要处理后送的伤员往往超过部队的处置能力。
剿匪战斗大多是以连/中队为单位展开的,一个营/大队展开的作战范围可能大到数平方公里,战场往往是在山地和丘陵间,在前线负伤的士兵,要克服很大的困难才能抵达营卫生站。
“……即使到了他们也得不到什么救治,”林默天闷闷不乐的说,“我下部队去看过,营卫生站只能算是包扎所,卫生员的医疗箱里没什么能用的东西,他们也只会基本清创和包扎,勉强能做简单的骨折固定,稍微复杂一些的创口就处理不了。有的地方伤员连饮用水都供应不上……”
从包扎所转移到野战医院,先要爬山越岭,然后才能换船。期间的颠簸转运,重伤员根本支撑不下来。而每个转运环节都要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很多原本还有救的伤员在等待中伤势恶化最后死掉了。
士兵自己的总结就是大致上是“能走就能活”“上担架必死”。林默天不得不承认,这些话基本上正确。
长距离的缓慢的后送,往往让重伤员饱受折磨后死去,所以很多时候,连队给重伤员“补刀”的传统做法又死灰复燃。看似是长痛不如短痛的“仁慈”,实际上对士气的打击极大。
“我也知道,以我们的条件能做得事情实在不多。特别是重伤员……我自己就是外科大夫,以我们的条件,现在常见的大型开放型撕裂伤口、脏器受损的贯穿伤……能救过来几个我自己最清楚,送不送的也就那么回事。不过现在这局面实在太难看了……”
“你就别太自责了――元老院的医疗水平是什么样别人不知道,咱们卫生口的还不清楚吗?”刘三也点着了一支雪茄,“17世纪能建立随军医疗队的能有几家?有就不错了!别忘记19世纪中期的普奥战争,几万大军只有六个军医!这先进性都是对比出来的。”
“你说的是,但是……”林默天还是有些放不下。在野战医院工作的日子对他的刺激太深了。知道情况怎么样和实际是两回事。
“至于资源上的问题你也不要太纠结。”刘三安慰道,“我和洪璜楠已经核计过了,准备把救护队的编制扩大些。特别担架队,要大幅度增加,还有就是要专门搞些救护船,不要再让伤员等回程的运输船了――就算死也要死在野战医院里。”
“医疗人员呢?”
“尽量吧,”刘三说,“元老大夫,大概没可能再增加了,不过培训的医学生什么的还可以再给弄十几个来实习――这些人时大夫说了,不能上前线,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