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对当兵的来说不新鲜,军法严苛是中古军队的特点。“17禁54斩”源远流长,几乎无一不可“斩”。即使是戚继光这样驭军有方的名将,军令亦十分严苛的。
不过,军纪严苛和能不能执行是两码事。特别是他们收编的珠三角一带的明军,在明末算是承平日久的部队,不可避免染上“疲惰”。还有不少人其实是卫所出身,并未当过营兵,说是士兵,其实就是农民。
这一番铿锵有力,杀气腾腾的宣读训令,立马就让不少泥腿子出身的士兵“股栗”。
不过对杨二东这样久在行伍的人来说,这道训令并无特殊之处。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澳洲人的训令比大明的军法要简单些,甚至还柔和些。毕竟整个训令都不提一个“斩”字。要在官军中,每次宣扬军纪,少不得都要加一个血淋淋的“杀”或者“斩”。为了给士兵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类场合一般都还要当场斩杀几个倒霉蛋,把血淋淋的人头挂出来给大伙看。
训话完毕,开始正式操练。
这个国民军大队里的多数人已经在香港接受过大约两周的整训。不过这两周的整训时间内还包括了体检、政治教育、体能锻炼和基本纪律养成,实际用于操练的时间并不多。这样的军队别说去打仗,就是守城钱多都不放心,有些心急火燎
钱多当下将国民军大队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香港接受过两周整训的士兵,他们已经初步接受过纪律养成和队列训练,所以训练的重点在战术养成上,包括火器射击、冷兵器格斗和战斗队形变幻。
至于那些出发前才临时征发的兵丁和在梧州本地招募来的,那就得从头开始了。
队伍分成两部分,各自赶去操场开始训练。操练的时候以个中队为单位,每个中队按照一比十的比例配备十名教官。教官全部是伏波军的上等兵和军士。作战经验不说有多丰富,至少在部队里待了两年以上,各种条令、队列早就被训的滚瓜烂熟了。
杨二东因为是在本地招募的降丁,自然就被列入了“全训新兵”的队伍。
训练的内容首先是队列,每个人记住自己在队伍中的位置,集合的时候迅速列队――这个不断太难:记好前后左右的人很快便能站好。接着教官开始操练“立正”“向右看齐”等几个简单口令后,就再没发出新的指令,只是背着手、攥着三尺长的白坯木的军棍,一小队为单位绕着转圈。有人探头探脑、动手挠痒痒,立刻就挨了一棍。
“没听到新口令,谁都不准动!”教官们凶相毕露,挥舞着棍子喊道。给伪明当过兵的人管这一套叫“杀威棒”,为的就是教这帮乌合之众听话。
这一站就是一个小时。中间敢动的每人都挨了一棍。有人体质虚弱的,站着站着就弯着腰吐了一地,回头也挨了一棍;还有人站得久了捱不住,向教官求饶,结果被揍到不敢说话抱头鼠窜,又被一顿乱棍揍回了队列里死撑着才算完,只有那些晕倒的人才能免于挨揍――拖到一边兜头浇上一盆冷水。
杨二东“见多识广”,一看这架势就知道澳洲人是“来真得”,连偷眼去看都不敢,只能任由惨叫左耳进右耳出。半个时辰后,这场酷刑才算结束。
休息了半炷香的功夫,紧接着又是“立正”,教官们指派了临时的小队长和士官,让每一个人都记住了他们的脸,教了如何敬礼后抻着自己的肩章宣布:以后见到带臂章的人,不敬礼者统统十军棍、罚蹲两小时。这回一直站到了晚饭才解散,表现最差的小队全中队还要继续站到午饭结束,等大家吃完才准吃饭。
午饭是在操场上吃的,白米饭和杂烩菜糊管够。这杂烩菜糊是用大铁皮桶一桶一桶的挑到操场上的,热气腾腾,香气扑鼻,就是看上去实在没什么胃口。杨二东闭着眼睛吃一口:味道倒还不错,感觉里面有荤腥――到底有什么,谁也吃不出来。
吃过午饭,稍事休息之后又开始下午的训练。下午的训练又是队列训练――这时候考验才真正开始:教官们说的都是“新话”,而士兵们各操方言,要说他们之间有什么通用语言的话,那就是广州官话了。
除了少数“见多识广”的士兵――比如杨二东,他听得懂“官话”,所以这“新话”勉强也能听个六七成――大多数士兵听到“新话”就和外语的差不多。
这么一来,下午的操练就成为一种残酷的听力训练了。教官们只用新话发号施令,最多有一些肢体命令,一旦领会错误就会被军棍进行“精神注入”。
口令即听不明白,条令规矩多得要命,虽说有《军人手册》,但是多数士兵目不识丁,根本记不过来。于是训练场上便动不动挨揍,一边被揍还得一边大声重复自己的罪名――还得用新话念,念的不标准也得挨揍。被揍得多了大家也归纳出了经验来。总的来说,凡是没被命令去做的,就通通都不准做,谁要做了就要挨军棍。
晚上回到宿舍――新训中队的宿舍就设在“三总府”里,空的厅堂里铺上干草,遮风又避雨。对于常年风餐露宿的丘八来说算是不错的住宿了――所有人的腿都僵硬地回不过弯来,身上更是到处都疼。一个个勉强爬到草铺上休息。
“这一天挨的揍,比二十年挨的揍合起来都多……”李普惇慢慢的挪着坐在草垫上,龇牙咧嘴的抱怨道。他亦是梧州的降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