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完琼山城,中午琼山县办在县办里招待“便饭”。
琼山县办的办公地址就设在琼州府城里的“兵器局”,原是琼州府收储修造兵器的地方,他们进城接受的时候,里面除了一堆生锈朽烂的破烂军器之外啥也没有。但是这里的房屋高大,院落宽敞,还有水井,就被选中当了琼山县办所在地。
“便饭”是县招待所用食盒挑来得。摆在桌上还热腾腾的。
接替刘翔担任琼山办事处当主任的元老费祀对郧素济的到来十分热情。昨晚的接风宴上他便说:“你是中央来的,家乡来的娘家人啊。”
费祀是从澄迈县办的位置上调任琼山县办的,琼山县现在虽然失去了海南大区首县的地位,但是它已然除临高之外最发达,人口最多的县份,又是二五计划中海南的发展重点县,政务院觉得让没多少地方经验的副主任接替不太妥当,便搞了个换位。把原来的副主任给打发到南面人口少的县去当县主任了。
费祀从第二次反围剿攻占澄迈之后就一直担任澄迈县办主任,也算是老地方干部了。
衣食住行,那是没说得。虽然有《纪律条例》的限制,郧素济受到的招待是他在临高没有享受过的。他笑骂说:“你们外派地方的真不赖。”
费祀摇摇头,他说:“于鄂水在一次辩论里引用路德维希《青白尼罗河》中的一段话,以前我觉得不对,现在觉得是至理名言。此话是这么说的:乌干达最有权势的酋长,所获得待遇也比不过伦敦一个英国工人的待遇。”他喃喃自语,“我算是受够了。”
郧素济摇头表示难以置信。于是费祀便倒了许多苦水出来:干部迟钝、群众愚昧、劣绅奸猾、官员迂腐。
政务院下达的各种文件,他绞尽脑汁琢磨出合适的执行办法,再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去传达。然而即便是掰开了揉碎了,手把手的教给干部,干部也难以理解,或者按照他们的方式理解。南辕北撤的事情时有发生。
“一抓就死。一放就乱。”费祀苦笑道,“也就杜雯搞得那个马袅农干所培训的干部还能用用,可是这些人啊……”
“怎么?”
“都和革命小将似得。说起来就四个字:简单粗暴。在基层乱捆人,乱打人。动不动就要施展‘专政铁拳’。”
“群众没意见?”
“怎么会没意见?不过大明治下官吏横行霸道惯了的,对他们来说也不算什么。问题是衙役下乡那是难得的事情:要么是出了人命案子,要么是征收粮赋的时候,平时你小日子怎么过,官府不闻不问。现在咱们强调的是‘政权下乡’。要‘充分指导’,下达的事务又多又细,还要尽快见效,干部能怎么办?还不是撸袖子上,动不动对群众饱以老拳,抓去‘劳改’……群众都说‘大宋的天下管得忒紧了,吃不消’。还有读书人咒骂我们是‘效法秦政,二世而亡’。”
费祀大概很少有机会这样直抒胸臆的大吐苦水,干脆连饭也不吃了,放下筷子滔滔不竭。
广大群众。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北方来得,时常爆发鸡毛蒜皮的冲突。对于生活的要求很低,一旦满足了基本生存要求后,就没有上进的动力。为了推广套种紫云英,就遇到很大阻力。非得靠行政强迫手段才算是推广下去。至于偷奸耍滑、占集体便宜者之类更是比比皆是。
土豪劣绅,虽然不敢直接对抗元老院,可是在许多民政事务上暗中做对。不断的腐蚀拉拢基层干部。他们即有钱,又有势,在当地民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力,给地方行政带来许多阻力。
地方官员。基本采用的是叶名琛式的非暴力不合作态度,不过他们即无权又无势,倒没什么危害。
“大明的官儿不足为虑,过些日子正式的安置办法出来了。愿意回去的叫他们滚蛋,愿意留下的进学习班。都好安排。反倒是咱们的基本群众,呵呵,真是任重道远。”费祀说。
最烦闷的,是无人能够与之交流对话,即便是收房的女仆。一旦上过床后,便自然而然萌发了官太太的觉悟,把芳草地学到的技能都扔到爪哇国,每日里反倒要女仆来伺候她。除了工作,别的什么都厌倦了。
“……叫她去县小学教书,嫌当孩子王麻烦;要她整理个文件也拖三拉四的――还总出错;和女办事员多说几句话,她就紧张半天,还跟我说‘那女办事员我看着面相不好,妨首长的官运’。我昨天已经给萧子山打了电报,换人!”费祀把手臂往下一劈,“我在电报里也说了,办公厅培训生活秘书要抓现代思想教育,不能培养一批官太太候补生――我要娶大小姐,不会自己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