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民听著这话,心里不好受,“啥认命不认命的,那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大刘两口子人不坏,就之前我们买这处房子,那寧家的小娃娃都得了大刘夫妻不少恩呢。
而且,人老两口本本分分,吃苦肯干又节约,也没干过啥伤天害理的事.......”
李保国吸了一口烟,“爸,这孩子都丟十几年了,世界这么大,说能找到就能找到的吗?要这么容易,孩子这么多年咋自己没跑回来呢?”
“我说直白点,大刘叔两口子,要想以后能有个好,就两个办法。
第一,首先要自己立起来,保住自己的晚年,保住钱,谁都不给,就揣在自己手里,多跟周边人品好有威望的走动,必要时候让人帮著说话,有时候老人抹不开面子,外人一句公道话能帮他们挡掉很多麻烦。
第二,就邓家和侄子家这尿性,与其靠他们照顾,他不如把希望放在街坊邻居上,或者放在街道办,比如上街道办登记,老了谁管,走了留下的东西就归谁,让街道办的监督。
现在上海那边已经有啥遗嘱、遗赠、赡养协议了,不过我觉得弄这玩意,都不如走集体公家养老路线靠谱,我还是相信组织相信政府。”
“至於找孩子的事,肯定是要继续找,这也是给老人一个盼头,咱能做到的就是帮著出出主意,帮著说说话,帮他们写些材料,老人年纪大了,嘴笨,怕事,需要有个出头撑腰的,其他的我们也帮不上。”
张荣英嘆了口气,“哎,也只能这样了。”
李金民不甘心道,“要有啥法子,你也別藏著掖著,红梅带著孩子回来,人阿七第二天就上百货大楼给孩子们一人买了一套衣服,还人手一套文具,说是谢谢你帮著联繫的报社。
人家是知道好坏的人,你帮了啥忙,人家都记在心里呢,就当积德了。”
李保国道,“你不说我也知道,晚上我把他带上,到时候让他跟於队长混个脸熟,以后往公安局跑也方便些,另外报纸还是要继续登,再委託同乡扩散,目前也只能这样了。”
晚上,大刘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提著两瓶新买的酒,亦步亦趋的跟著李保国身后去了饭馆。
公安局领导在贫民百姓心中的分量可不轻,大刘满心希望,刁七也在家里等著盼著。
当天晚上,大刘醉醺醺的回来了,次日天一亮就爬起来夹了一条烟跟著李保国上公安局补资料去了。
於队长他们毕竟是专业的,很快开始分析了起来。
“刘红星是1974年元宵花灯节上走丟的,而当时对人流管制还非常严格,能带走孩子的“外人”就那么几种。”
李保国点头,“城里人作案的可能性小很多,那时全民皆兵,谁家多了个陌生人,马上就有人怀疑是不是汉奸,街道马上就上门了解了,所以我们寻人方向,可以往下乡知青、干部、工作队、医疗团队方向找。”
黄雄补充道,“还有货郎、修锅匠、剃头匠、木工、水泥、收破烂的。”
於队长拧了拧眉头,“那这个范围可就广了,还牵扯到远房亲戚以及路过的外乡人。”
李保国道,“当时进城都要介绍信,就算开了介绍信,也只能去指定的地方,不能乱跑,买票住宾馆甚至买东西都要出示介绍信,要能找到丟孩子前后那几天的车站买票的介绍信以及招待所登记的介绍信,然后再一户一户排查,范围可以缩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