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宇文直和于兰之外,参与劫持高湝的还有其他几家纨绔子弟,虽然不及这二者家世显赫,但也都不是寻常人家子弟。
这些人眼下都各自归家,有的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的人即便有所觉悟但也都觉得问题不大,毕竟还有宇文直和于兰在前边顶着呢。即便朝廷要作追究,落在他们身上的责罚想必也不会太重。
毕竟他们各自亲长都有功勋在身,在长安城自家的地盘上劫持教训一个贼齐亡国余孽又算是什么大罪?至于说宇文直所盘算谋取父爵的事情将会引起怎样的政治风波与后果,他们则就都没有意识到,心里还觉得不过只是一桩家事纷争罢了。
所以当宇文宪率领禁军甲士们上门捉拿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难以置信,旋即便是怒不可遏。你宇文家自己手足不睦、抢夺嗣位也就罢了,我们不过只是出于义气从旁助阵一下,竟然被公报私仇!
但无论如何,只用了一个上午的工夫,此事当中的涉事人员便悉数被拘押到了御史台中,包括那已经被送到了京兆府的苦主高湝,两方人员便都被控制了起来。
刚刚前往京兆府履职的柳庆再次回到皇城,与御史中丞刘璠一起提审一众涉事人员,由于这案事本来就不复杂,加上相关人等也都没有意识到朝廷之所以要大动干戈的深层原因,老老实实将事情与各自想法都讲述一番,很快便形成了相关的卷宗。
这案事的审问并非重点,案事之外的人事互动才是真正的看点颇多。抛开当机立断叩阙喊冤的高孝琬和大义灭亲的宇文邕不说,其他相关人员中,于谨的儿子于寔也被御史参奏擅离职守与窥伺禁中的罪名,由宰相萧詧批复执入御史台。
另有其他涉事人员的亲长本来还赶到庸国公府,想要询问一下于太傅事情该要怎样活动补救,可是话还没有说上几句,便又见到禁军上门又抓走了一个于谨的儿子,不免各自暗抽一口凉气,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于谨此时也意识到了麻烦不小,当即便着员备车,自己亲赴皇城、准备入参至尊。
然而他的车驾刚刚来到皇城外,早有内侍省宦官等候在此,来到于谨的车驾前恭声说道:“至尊知于太傅府下两息并系兰台,太傅想必心怀不安、将要入宫请见,特命下官于此恭候。至尊着令下官转告太傅,事非不赦之罪,有司必然秉公处断,太傅归家安心等候即可。此时若不避嫌,则判决无论轻重,都恐物议有伤太傅。至尊特命给使仗身二十员,就邸守卫太傅邸居荣养清静。”
于谨听到这话后,脸色又是一黯,于是便也不再下车,默默招手示意家奴再驾车离开皇城,往自家坊居而去。至于朝廷赐使的那二十名仗身护卫,则各自武装整齐的跟随在车驾后方。
就连于谨都在皇城外吃了闭门羹,其他各家亲长纵然费力奔走打听,所能获得的有用讯息和发挥的效果也都非常有限。
等到傍晚时分,刘璠和柳庆便将审问完毕之后整理成册的卷宗呈送大内之中,以供至尊批阅。
这一系列的事情脉络也很简单,高湝前往岐国公府登门拜访,离开的时候遭到了宇文直等人的拦截挟持,之后高孝琬诉于京兆府,又因知于谨之子涉事其中,怀疑是朝中有权贵要针对其家进行打击报复,从而在朱雀门前长跪喊冤,继而便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事情。
至于宇文直等人因为高湝与岐国太夫人的特殊关系而产生再议岐国公嗣序的事情,由于尚未落实到行动上来,所以需要别立一案,以谤议朝政而论罪。
抛开方方面面的因素暂且不说,宇文直等人所犯的便是一件治安刑事,反倒是高孝琬的罪过要更大一些,分别是扰乱朝仪与诬告大臣。
当各人的罪过都梳理清楚的时候,接下来便要针对与事各人进行惩罚了。对于相关的罪行,朝廷也有律令条例加以惩罚,早在西魏同治年间便开始修编的律令也早已经成文,并在大唐开皇元年便正式颁行为《开皇律》。
按照《开皇律》的法规,于畿内市井坊间行凶的惩罚也因罪行的大小而有所不同,严重的直接斩首或绞杀,轻一些的也有笞、杖等刑罚。
宇文直等人由于并没有伤人至死,故而自然用不上最顶格的处罚,不过由于他们所劫持的乃是有官爵在身之人,所以也够得上徒刑与流放的边。
但是《开皇律》中对于官员犯事同样也有优待规令,分别是议、减、赎、当。
议为八议,八议分别为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身份,这八种身份的人需按照特别的司法程序,并且在处罚的时候要酌情减免。减则就是八议人员与七品以上官员犯事,比照常人要减免一等。赎就是缴付罚金,用以减免罪责。当为官当,官员犯法可以用自身的官品折抵徒刑和流刑。
如果按照律令条款进行宣判的话,那这些纨绔子弟们多数交一点罚金,然后承受一些笞刑,事情也就算交代过去了。而这显然是李泰所不能接受的,如此惩罚也完全收不到任何警诫之效。
这一次宇文直等人当街掳走高湝,以及之前高延宗当街袭杀崔季舒一事,全都反应出京畿之内治安情况堪忧,而在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天下适乱年久,这些官宦权贵们对于所掌握的势力任性使用,并且朝廷在律令监察层面上根本做不到有效的管控与防禁,如此才令他们有恃无恐。
在许多人看来,他们的官爵本身就拥有着任意而为的特权,功勋官爵就是为了不受约束。或许对上需要奉守忠诚效劳的责任,但是对下则就仍是百无禁忌,不必恪守什么规令的约束。
天下纷乱多年,无论是朝廷的律令章制还是社会的道德规范都遭受了极大的破坏,想要重新建立规范起来也并不容易。
尤其长安城中权贵众多,他们为国效劳尽忠,结果还要与黔首百姓共享城坊资源、共同遵守城坊规令,如果本身没有一定的道德素养,实在是很难遵守。
所以历史上一直到了隋唐时期,畿内民风仍然是关中排的上号的差,因为充斥着特权阶级和投机者,以及各种强梁盗匪,可谓是五毒俱全。
李泰自然不想在他统治下的长安城仍然一直存在着此类的问题,严抓此事正是为了以儆效尤,在听完柳庆等人的案情奏报之后,他便开口说道:“此群徒谤议朝政一事,先行处断判决。判决之后,群徒不得放出,转为京兆府狱收监。”
现行的律令条款,并不足以对这些人加以严惩、警示时流,所以李泰便打算先对他们进行另一项量刑比较自由的罪事进行惩处。同时督促有司加快新的相关令规的编拟,虽然并不能以后编之刑令严惩前罪,但数罪并罚之下,也能给人以足够的警诫之效。
谤议朝政,轻则扰乱视听,重则心怀不轨,量刑如何,全凭君王和当权者一念之间。尤其如今朝廷正以官爵而大酬功士,这些纨绔子弟竟然胆大妄为到认为朝廷封授不公,如若不加严惩,自然不足以正视听。
所以当有司据此判决的时候,量刑起来那就严重多了。
凡所涉事人员,有荫授官爵者尽皆革除,并加禁锢之刑、不得参预选官,直接给这些人的政治前途提前画上了一个句号,其中宇文直、于兰作为主犯,并加流放之刑。至于太傅于谨,因教养不善而夺其太傅荣衔,念其旧勋以三公礼归邸荣养,不再参与朝政。
其余同案而不同罪人员,鸿胪卿于寔黜落出朝、发为湘州长沙太守,尚乘奉御高孝琬则夺其爵、所荫父爵以县伯还授其兄高孝瑜,高孝琬则贬为沙苑副监,离京前往沙苑掌管沙苑厩畜牧事宜。
一番惩罚公布出来,自然是令朝野凛然,京中时流谁也没想到,仅仅只是一群纨绔们闲戏一番竟然引起了这么大的风波。不只主管的京兆尹遭到了革职,就连太傅于谨这样一个资望深厚的国之元老都受累不浅。至于那些涉事人员所遭受的严惩,则就不免更加的令人扼腕叹息,其家人也都懊恼不已。
就在这种群情沸腾的情况下,朝中又颁布《畿内城坊净街式》发放京兆府并畿内两县县衙,着令秋后依次令式管理畿内城坊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