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在书店看了《清实录》辑要,读到康熙年间关于“朱三太子”的记载,就一直在脑海里根植下一个印象。从康熙十二年到四十七年,三四十年里,各地冒出好多个“朱三太子”,被抓住,被处决,然后过几年又出现,层出不穷。史书上的记录很简略,往往就一句话:“某年某月,获朱三太子,磔于市。”看得多了,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很荒诞的念头:如果这些“朱三太子”里,有些根本就是同一个人——或者说,是同一个“模板”的不同副本呢?
这个念头扎了根。我开始想,在一个皇权达到顶峰的时代,如果有一种技术,能够“制作”出合乎需要的“历史人物”,用来钓鱼、演戏、完成某种仪式性的叙事,会怎样?
故事的核心设定——通过技术手段植入记忆、塑造人格、制造“副本”——在康熙年间只能依托于粗糙的药液和催眠术。但今天,当我们谈论脑机接口、数字永生、人格上传时,可能故事里的恐怖不再是天方夜谭。这让我想起《攻壳机动队》里那个经典的诘问:当记忆可以数字化存储、当身体可以随意更换,什么才是定义“我”的根据?是那些可以被随意删改的数据,还是那具可以被无限复制的义体?
这个设定让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发冷。它不是天马行空的幻想,而是顺着历史那条坚硬的逻辑线,往黑暗里多走了一步。康熙皇帝需要“朱三太子”这个符号,来证明前朝余孽的顽抗与当朝天威的浩荡;需要一个具体的、可被抓获并处决的“实体”,来为这个故事画上句号。如果找不到“真”的,那么,一个“合格”的替代品,或许也能满足需求。
于是,“摹形司”这个概念就诞生了。我不想把它写成玄幻的魔法,而是试图让它看起来像一种“不成熟的技术”。我查了不少资料,把古代方术里的“摄魂”、“造畜”,道教的内丹学说,甚至一些早期心理学概念混杂在一起,编造了一套看似能自圆其说的“理论”。它必须是有成功率的,有巨大代价的,是会出错的。完美的技术没有悲剧感,正是它的粗糙、残酷和不可控,才让身处其中的人显得更加无力。
主角定为张砚,是因为我不想写英雄。英雄改变世界的故事固然激动人心,但历史中更多的是张砚这样的普通人:有一点良知,但不多;想反抗,但更怕死;看懂了些许系统的荒谬,却也只能被齿轮裹挟着向前。他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系统的冰冷。他的视角是有限的、困惑的、有时甚至是懦弱的,但这恰恰是大多数人在极端环境下的真实状态。通过他的眼睛去看“摹形司”,恐怖感不是来自突然跳出的怪物,而是来自日复一日的日常——那些签字画押,那些“技术改进”,那些对惨叫的逐渐麻木。
然后就是“玄黄一号”。它被灌输了完整的“朱慈焕”记忆,它背诵着崇祯皇帝的遗训,感受着国破家亡的悲痛,甚至产生了“反清复明”的抱负。但这一切情感和记忆,都来自外部植入。当它在夜深人静时抚摸自己的脸颊,试图在那些被赋予的往事中找到一丝一毫“属于自己”的体验时,那种无处着落的虚无感,与《攻壳机动队》中思考战车在雨夜里追问“我是谁”的场景何其相似。灵与肉的分离,在这里达到了极致:它拥有近乎完美的“灵”(记忆、人格、情感模式),却始终无法确认这“灵”是否真正属于这具“肉”。它越是完美,就离“真实”越远。它以为的反抗,或许只是制造程序中的一个意外涟漪。写到它最后站在刑场上,心里涌起那股奇怪的、不属于它的“悲壮”时,我感到的是一种深刻的悲哀。它连这份“就义”的悲情,都是被赋予的赝品。
我特意把故事的时间线,紧紧贴合真实的历史事件。康熙南巡、京师地震、博学鸿儒科,这些都不是背景板,而是故事发生的土壤。我想尝试一种写作:在历史的岩层缝隙里,虚构出另一个暗层。读者明知道“摹形司”是假的,但看到它与那些确凿史实严丝合缝地嵌在一起时,会产生一种微妙的不安。那种不安,或许就是我想传递的东西:我们所以为确定无疑的历史叙述,其形成过程本身,是否就是一种更精巧的“摹形”?
有时会想,张砚在故事结尾烧掉所有证据,选择沉默地度过余生,这是不是一种投降?但后来我渐渐觉得,这或许是他唯一能做的、微小的反抗。在能够篡改记忆和制造身份的系统面前,守护自己脑海里那一份或许也不那么可靠的记忆,并依据它去生活,这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气。他成了一座活着的、沉默的档案馆。
《影牍》写的是康熙年间一个虚构机构的故事,但它最终指向的,是一个大家都要好好想想的问题。当真实可以被有系统地塑造和取代,我们该如何自处,又该相信什么?希望读到这个故事的人,在合上书后,能对自己脑海中的记忆,多一分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