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刮起了大风。从蒙古高原卷来的沙尘,混着城里的灰土,漫天都是黄蒙蒙的。街上的行人缩着脖子,用袖子捂着口鼻,快步走着。树叶还没黄透,就被风刮下来,在地上打着旋。
张砚站在摹形司院子里,看着那堆新砍的槐树柴。树干已经劈开,晾了一个多月,干透了,裂着大口子,露出里面暗黄的木芯。再过些日子,这些柴就要搬进库房,供冬天烧炕用。
树是“玄黄一号”死后第三天砍的。吴良说,树死了,留着碍眼,不如砍了烧火。张砚没说话,看着杂役们把树放倒,锯成段,劈成柴。树干倒下的那一刻,发出沉闷的响声,扬起一片尘土,像是最后的叹息。
现在树没了,院子里空了一大块,阳光直直地照在地上,白花花的,刺眼。
十月初十,吴良召集所有人到前厅。
“有件事宣布。”他站在厅中,脸色比平时更苍白些,“我调走了。去内务府档案司,做个副主管。”
屋里静了一瞬。两个年轻记录员——郑、王二人,互相看了一眼,眼神里有惊讶,也有不安。吴良在摹形司二十多年,是这里的主心骨。他突然调走,意味着什么?
“接替我的是赵公公。”吴良接着说,“原内务府慎刑司的,明天就来交接。你们照常做事,听赵公公安排。”
赵公公。张砚听过这个名字,但不熟。只知道是内务府的老人,手段硬,不好说话。
“那……咱们司里,以后还做原来的事吗?”郑记录员小声问。
吴良看了他一眼:“上面还没定。等赵公公来了,会有安排。”
散会后,吴良把张砚单独留下。
“你跟我来。”
两人进了里间。吴良关上门,从抽屉里取出个扁平的木匣,推给张砚。
“这个,你收着。”
张砚打开。里面是几本册子,很薄,蓝布封面,没有字。
“这是什么?”
“我这些年的笔记。”吴良说,“不是公事,是……一些私人的想法,观察,还有……后悔。”
张砚翻开一本。字迹是吴良的,但比平时潦草,像是夜深人静时匆匆写下的。内容很杂:有对某个副本反应的记录,有对药方效果的反思,有对“玄黄计划”的担忧,甚至……有几页是忏悔,忏悔造了那么多“人”,又毁了那么多“人”。
“您……为什么给我这个?”张砚问。
“因为你是这里最明白的人。”吴良说,声音有些沙哑,“这些东西,我带不走。交给别人,我不放心。你留着,也许……也许以后有用。”
“有什么用?”
“不知道。”吴良摇头,“也许就是让人知道,做过这些事的人,夜里也会做噩梦。”
张砚合上木匣,抱在怀里。匣子不重,但觉得沉甸甸的。
“吴先生,”他问,“您调走,是因为‘玄黄计划’的事吗?”
吴良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算是吧。上面总要有人担责。我能全身而退,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那赵公公来……”
“来收拾残局。”吴良说,“摹形司这些年,积累的东西太多,有些能留,有些不能留。赵公公的任务,就是彻底清理,然后……关停。”
关停。张砚心里一震。虽然早有预感,但亲耳听到,还是不一样。
“那我们这些人……”
“看造化。”吴良说,“年轻的,可能调去别的衙门。年纪大的……可能就放回家了。”
放回家。张砚五十六了,无妻无子,老家早就没人了。回家?回哪儿?
“张砚,”吴良看着他,“你跟了我二十八年,没出过差错。我会尽量安排,让你有个好去处。”
“谢谢吴先生。”
“不用谢。”吴良摆摆手,“这是我欠你的。欠这里所有人的。”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空荡荡的院子。
“这地方……我待了二十多年。”他喃喃,“刚来的时候,也是秋天,院子里那棵槐树还茂盛。现在树死了,我也该走了。”
张砚不知该说什么。
“好了。”吴良转过身,“你回去吧。记住,赵公公来了,少说话,多做事。他问什么,照实答,但别多话。”
“是。”
张砚抱着木匣回到住处。关上门,他把匣子藏在床板下,和朱慈焕留下的布包、“玄黄一号”那封烧剩的信灰,放在一起。
三样东西,三个人的遗物。真身,副本,造副本的人。
现在,造副本的人也要走了。
第二天,赵公公来了。
五十多岁,胖,脸圆,眼睛小,看人时眯着,像在打量货物。说话声音尖细,带着宫里太监特有的那种腔调。吴良陪着他,在司里转了一圈,介绍了各处的情况。
赵公公听得很敷衍,不时嗯啊两声。转到库房时,他停下,问:“这些档案,都整理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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