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九年。
张砚在摹形司已经二十年了。
二十年,足够让一个年轻人变成中年人,眼角生出皱纹,鬓角冒出白发。也足够让一些事变成习惯,像呼吸一样自然——早起点卯,记录,比对,整理,下值,回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但有些事,时间越久,越不自然。
六月十五那天,张砚在整理一批新到的口供。是四川巡抚送来的,说在川东抓到几个“朱三太子余党”,供词里提到了崇祯皇帝的“遗诏”。他一份份看,抄录,比对,和之前的版本核对。
抄到第三份时,他的手忽然抖了一下。
那份口供里,有个细节:说崇祯皇帝上吊前,在袍子上写了一行血书,内容是“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这个细节,张砚记得在康熙二十五年的某份记录里见过,但当时是写在衣带上的,不是袍子。
他起身去档案架,找到康熙二十五年的那份。翻开一看,确实是“衣带遗诏”,不是袍子。
两份记录,时间相隔十四年,地点相距千里,细节却有出入。按规矩,他应该标记出来,等吴良决定用哪个版本。
但他没标记。
他坐在那里,盯着两份记录,看了很久。脑子里反复转着一个念头:哪个是真的?还是两个都是假的?或者……真的那个,早就被改掉了?
这念头像根刺,扎在心里,拔不出来。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蝉鸣聒噪,屋里闷热,汗水把薄衫浸湿,黏在身上。
他忽然想起怀旧轩里,朱慈焕说的那句话:“有时候我觉得,那些假的,比我更像‘朱三太子’。”
又想起洪洞县的王氏,眼角那滴眼泪。
再想起聊城那三个副本,临死前可能有的困惑。
最后,想起他自己。
二十年了。他在摹形司二十年,经手过无数份口供,修改过无数个细节,参与过“博学鸿儒”的筛选,见过“半活人”,见过副本的生死。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旁观者,是记录者。
可有没有可能……他也是被记录的?
这个念头冒出来,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不会的。他对自己说。我是张砚,绍兴人,父亲是教书先生,母亲早逝,在县学读过书,在衙门做过书吏,康熙十八年被征召进摹形司。这些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但真的清楚吗?
他闭上眼,努力回忆童年。
最早的记忆,大概是四五岁,在绍兴老家的院子里,母亲在井边洗衣服,他在旁边玩泥巴。阳光很好,母亲哼着歌,是江南小调,软软的,听不清词。
这个画面,很清晰。但他忽然发现,画面里只有母亲的背影,看不见脸。
他想不起母亲的样子。
他又想父亲。父亲是个严肃的人,教他识字,背《三字经》。他记得父亲的手,很瘦,握笔时指节发白。记得父亲的书房,靠墙一排书架,堆满了书。记得父亲常说的话:“砚儿,好好读书,将来考功名。”
这些细节,都清楚。
但父亲的相貌呢?他努力想,只能想起一个模糊的轮廓:清瘦,长须,戴方巾。具体眉眼,想不起来。
这不正常。他在摹形司二十年,见过太多人被“校准”记忆。那些被灌输的记忆,往往细节丰富,但缺乏第一人称的情感温度。就像看别人的故事,虽然知道情节,但感受不到切身的喜怒。
他的记忆,会不会也是这样?
张砚坐起身,点燃油灯。昏黄的光照亮屋子,墙上投出他摇晃的影子。
他走到桌前,摊开纸,提笔写下自己的生平:
“张砚,字子墨,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生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父张守仁,塾师;母陈氏,早逝。康熙五年(1666年)入县学,康熙十五年(1676年)为绍兴府衙书吏,康熙十八年(1679年)入摹形司……”
写到这里,他停下笔。
这些信息,是从哪儿来的?
他自己的记忆?还是摹形司的档案?
他想起康熙十八年刚进摹形司时,吴良让他填过一份履历表。表上要求写姓名、籍贯、出生年月、家世、经历。他当时是怎么填的?
他努力回忆。好像……好像是吴良问,他答,旁边有人记录。有些细节,比如母亲去世的具体年份,他当时犹豫了,吴良说“大概就行”。
后来那份履历表,他再也没见过。
会不会……那份表,就是他的“基础设定”?像那些副本的“背景故事”一样,被录进档案,然后一点点“充实”进他的记忆?
张砚感到一阵寒意,从脚底升上来。
他放下笔,在屋里踱步。窗外的蝉鸣还在响,一声接一声,像在催促什么。
不行,他得验证。
验证自己是不是真的。
怎么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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