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一年的秋天,浙江余姚下了半个月的雨。
田里的晚稻泡在水里,穗子都黑了。
县衙门的青砖墙上长出一层暗绿的苔,湿漉漉地往下滴水。
九月初三,雨暂时停了。天还是阴着,云层压得很低。
余姚城外二十里,王家村。村东头有座土坯房,三间屋,围着竹篱笆。院里种着几畦菜,被雨打得东倒西歪。
辰时刚过,村里来了七八个人。都穿着寻常布衣,但脚步很稳,腰间鼓鼓囊囊的。领头的是个瘦高个,四十来岁,脸上有道疤,从眉骨划到嘴角。他敲了敲篱笆门。
屋里出来个老人,六十多岁,穿着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背有点驼。他手里拿着本《千家诗》,抬头看见来人,愣了一下。
“王先生?”疤脸汉子拱了拱手,“县学李教谕让我们来,请先生去商议明年童生试的事。”
老人眼神闪了闪,放下书。“请稍等,我换身衣裳。”
他转身进屋。疤脸汉子朝身后使了个眼色,两个人悄无声息地绕到屋后。
屋里传来轻微声响,像木头摩擦。疤脸汉子脸色一变,踹门冲进去。
后窗开着,窗台上半个湿脚印。老人不见了。
“追!”
七八个人散开,往屋后山林里扑去。疤脸汉子站在原地,环视这间简陋的屋子——一张床,一张桌,一个书架,架上整整齐齐摆着几十本书,都是蒙学读物和四书集注。
他走到桌前。桌上摊着纸,墨还没干。纸上抄着半首杜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最后那个“深”字,只写了一半,一竖拖得很长,墨迹凌乱。
疤脸汉子拿起那张纸,对着光看。纸是普通的竹纸,墨也是寻常松烟墨。但抄诗的笔法,起转收束间,隐隐能看出旧时宫中学过的馆阁体影子。
他把纸折好,揣进怀里。
两个时辰后,老人在山涧边被找到。他坐在一块青石上,袍子下摆湿透了,鞋丢了一只,赤脚踩在泥里。看见来人,他没跑,只是叹了口气。
“走吧。”他说。
疤脸汉子走到他面前,盯着他的脸看了很久。“朱慈焕?”
老人没应,慢慢站起身。雨水顺着花白的头发往下淌。
当天下午,一辆密封的马车离开余姚,往北去。车里除了老人,只有疤脸汉子。车帘拉得严实,透不进光。
路上走了二十多天。九月廿八,马车进了北京城。
张砚是九月廿九早上知道消息的。点卯时,吴良没出现,来的是个面生的中年太监,姓刘,说话尖声细气。
“今日歇工。”刘太监说,“都待在屋里,别出来走动。”
周伯低声问:“出什么事了?”
刘太监瞥他一眼:“该你知道的时候,自然知道。”
一整天,摹形司异常安静。没有复诵声,没有脚步声,连平时送饭的杂役都没来。张砚从窗缝往外看,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几片落叶被风吹着打转。
傍晚时分,吴良回来了。他脸色苍白,眼圈发青,像是几天没睡。径直走进记录室,扫了一眼三人。
“收拾东西,搬。”
“搬去哪儿?”陈焕问。
“怀旧轩。”吴良说,“今后一个月,吃住都在那边。带上铺盖和换洗衣裳。”
怀旧轩在后院最深处,是个独立的小院,平时锁着。张砚路过几次,只看见高高的院墙和紧闭的黑漆门。
三人抱着行李跟着吴良走。穿过两道月洞门,眼前豁然开朗——是个挺宽敞的院子,正面三间屋,东西各两间厢房。院子里种着棵老榆树,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哗哗响。
正屋门开着,能看见里头已经布置好了:三张床,三张书桌,靠墙立着几个书架,摆满了空白册子和笔墨。
“东厢是灶房和净房,西厢空着,别进去。”吴良站在正屋门口,“从明天起,你们就住这儿。每日记录的东西,酉时前交给我,我亲自来取。”
“记录什么?”张砚问。
吴良看着他,慢慢吐出两个字:“真身。”
那天晚上,张砚没睡踏实。半夜里听见西厢有动静,很轻的脚步声,来回踱步,然后是一声极低的叹息,苍老,疲惫。
第二天一早,吴良带着他们进了西厢。
屋里光线很暗,窗户都用厚木板钉死了,只在高处留了两个巴掌大的通风口。靠墙摆着一张床,一张小桌,一把椅子。床上坐着个人,正是张砚在窗缝里瞥见的那个老人。
他穿着干净的灰色囚衣,头发梳得整齐,双手放在膝上,坐得笔直。但仔细看,能看见他手指在微微发抖。
吴良走到床边,语气恭敬:“先生,这三位是记录员。从今天起,他们会陪您说说话,记下您想说的任何事。”
老人抬起头。他的眼睛很亮,亮得与这昏暗的屋子格格不入。“记什么?”声音沙哑,带着浙江口音。
“记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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