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做老师的无外乎两种人,一种是名满天下的大儒,大学问家,这里面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寄情山水,不愿参与朝堂纷争,一开始就以做老师教育学生为己任的大贤者,以鬼谷子王诩为代表;一种是立志做官,但是为现实所逼,看透一切后立志教书育人,却也带有一些对现实失望,无法实现政治抱负而逃避现实的苦楚念头之人,以孔子、郑玄、荀爽等一大批人为代表,但是仍为少数。
第二种人就是只是认识一些字,只知道死读书,却无论如何读不出名堂,宋代之前没有门路,宋代之后学力不足考不上科举,万般灰心之下就去小小的蒙学之中做一个教人识字的启蒙老师,这种人占大多数。
大唐的科举制度只是雏形,地方教育体系基本为零,所以第二种人也是极其少数,而且大多数都是在世家当中作为家学启蒙老师,教导世家子弟读书习字,混一口饭吃,或许是家族中人,但是没有大的才能,只能做一个启蒙老师。
类似于王诩和郑玄这一类的大贤者,做老师的很少,因为一般而言有了大名望的学者贤者,在这个科举制度没有确立规范的时代,察举制度还有些残余的时期,是会被朝廷以特殊礼遇征召到朝中做官,而且十之八九都是愿意的,剩下来的那十分之一,只是凤毛麟角,苏宁就很少了解唐初时期有哪些这一类型的大贤者心甘情愿教书育人,而留下大名声,孔颖达号称帝师,却也是个官员,一直都是。
大唐建立教育体系刚刚起步,就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找不到老师,找不到能在地方上建立蒙学系统所需要的启蒙老师,找不到能够教育小孩子读书习字的启蒙老师。而且就算能找到,那也是一个心怀大抱负的大贤者,适合在即将筹建的大唐最高文人学府政法大学里面教书育人,而不是在一个小小的乡,几百户人家里面教书育人。
大唐如今的情况应该从上往下再向中间建立教育体系,而不是从下往上,要么就是文人。要么就是根本不识字的白丁,中间几乎没有任何人存在,别说初中生高中生了,小学生都不合格,幼儿园什么的压根儿就别想,唯一适合立刻建立办理的。反而是政法大学这个最高学府。
而后,才能返回到最基层,在大唐各地建立起最基础的幼儿识字班,即蒙学,蒙学不仅仅可以让幼童上学,也可以让愿意识字的成年人加入,国民素质的提高不能只靠着孩子。当今世上所有的成年人不说都能读书吧,都能识字,那也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国民教育体系建立完成的基础标志就是人人都识字,教育体系建立的第一个任务也就是扫盲。
一个幼童经历蒙学小学中学大学四级学府之后,起码也要十几年,按照现代教育体系的划定参考,以六周岁为起始点入小学。蒙学可以限制在两年以内,即四岁至六岁,心智初成,对一切充满好奇心和学习欲望,是最好的年华。
至于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划分范围,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大臣们按照自己幼年接受教育的经验来说。一般都是从五岁开始读书,二十岁左右做官,一共也就是十五年的读书学习游学时期,做了官以后就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了。这是一个普遍现状。
古人所谓十年寒窗只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概念,一般而言有书可读的家庭都是从四五岁开始教育孩子读书习字,二十岁及冠,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建立,从秀才到状元这几级制度之下,并无规定的年份,晏殊十几岁就能考中状元,而更多的人七老八十也考不上一个秀才,这就是没有一个规范性的划定年限而造成的问题,自然也有一些人天资愚钝,实在无力考上的原因。
最基础的识字认字读启蒙书籍,估计两年的时间也就够了,所以蒙学的入学时间和学习范围是最早敲定的,四岁入学,六岁出师,主要是认字,认字完了就读一些启蒙书籍,百分之一百升学率,没有测试。
县一级的县学,一个县的学子聚在一起学习,称之为县学,也被根据大学的概念而称之为小学,六周岁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却没有定论,但是随着男十七女十五成婚概念的渐渐地普及,却来越多大臣统一思想,十七周岁,以十七周岁为限,从六岁到十七周岁,是一年的时间,将朝廷规定的小学和中学学习任务完成,就可以参考最高学府政法大学,继而做官。
苏宁的强迫症又犯了,说与其十七岁,倒不如十八岁,不少人家十七岁一到肯定急着结婚,要是这个时候还要考虑考大学的事情,如何操办?倒不如缓一年,十八岁整,从六周岁到十八周岁是小学和中学的学习时间,朝廷要作出规定,十八岁一到,中学生身份正式解除,就必须要参考大学了。
当然,考不上也没关系,一辈子都可以考试,永远都能考试,但是如果遇上一些神童之类的太过牛逼,也不能让他太早考大学,拔苗助长不是好事,限定十五周岁为考取大学的最低年龄标准,不到十五周岁,不允许参考大学,而上不封顶,哪怕你已经一百五十岁,也可以考大学。
大臣们纷纷点头称是,这个学年的划分就这样确定下来,然后就是迫在眉睫的大唐政法大学的筹办,学期制度就按照军事大学的制度,但是苏宁建议比军事大学多一年,改为四年制度,从十八岁到二十二岁,为最标准的学习时期,二十二岁大学结业考试,就可以参加科举了,只要有大学的毕业证书,就可以参加科举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