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利的确是暴利,一点儿错没有,商业原本就是为了利润而存在的,如果不是为了利润,商业也就不会发达起来,一旦商业的力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经济利益和政治集团的政治利益产生了冲突,资产阶级革命也就应运而生了。
如今的大唐,连宋代的市民阶级都还没有产生,就更别提什么资产阶级了,商业力量发达的第一个里程碑意义的代表,就是政治集团取消宵禁,允许商业自由的经营,不设市长,不设专门地点限制等等,但是出于对商业力量过度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的顾虑,苏宁暂时没有考虑商业改革的问题,先拿西突厥作为试点,然后再看情况。
所以新生的纵横司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西突厥的事务上,同时也因为纵横司的全盘接手使得朝堂上没有了往日的争吵与喧嚣,李二陛下就此感觉纵横司的存在和苏宁所谓的分工做事是挺不错的,也就此赋予了纵横司更大的权力——全面负责对西突厥的各项工作,遇事可由郎中与员外郎共商决定,不必事事上报皇帝。
这货难得的分出了一部分权力给别人,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等到百家复兴之时,就可以借助更多的专家力量获取更多的权力,大力分权,百家复兴所带来的好处也就一目了然了,纵横司的存在也就更有必要,更显先进。
西突厥那块根本没有开化的野蛮之地实际上没有什么商业价值,但是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还是有的。所谓的经济价值也就是大片水草丰美的草原,可以为大唐提供大量的战马,增加大唐的骑兵力量,能否对游牧民族产生军事上的优势,主要就看骑兵,骑兵强悍,则可以把游牧民族按在地上打,若是骑兵衰弱,只能被游牧民族按在地上打,这就是大唐和大宋带来的经验。
这是火药武器尚未完善之前的情况。但是现阶段。要让苏宁弄出一般的火药那是不难的,很好弄,但是那种低层次威力实在是难以应用到军事上,或许用来开山破石增加修筑道路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可是要用到军事上。仅仅这样是不够的。用在战场上肯定是给人家骑兵送人头,连弓箭和投石机都不如。
这一点苏宁完全没有经验,神机上也查不到。看来只能看造化了,要是可以就此激发人们的发明力量,那就好了,毕竟高级火药也是人们一步步发明出来的,一步登天,总是需要些机遇,苏宁的机遇已经很多了,要想再多一些,也有些不现实。
至于战略价值,那就是西突厥对于西域各国的控制,自从东汉末以来,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就减弱了,东汉覆灭,一直到西晋末年,这种控制只是表面上,再也回不到班超时代,以至于当数十年后大唐的力量重新向西域进发的时候,面临的是和几百年前完全不相同的西域。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另一个世界的大唐在经略西域的时候因为对西域不够了解,思想停留在汉代,所以吃了不少苦头,更在恒罗斯之战中失败,失去了渗透中亚的机遇,同样还有一头高原贪狼吐蕃在虎视眈眈富饶的西域,所以为了多会西域的控制权,掌握整个丝绸之路,与西方通商,打开大唐人的视野,促进整个大唐的发展,那就一定需要掌握住西突厥,借助西突厥的视野,立于不败之地。
苏宁兴致勃勃的把关于纵横司此举的意图完全告诉了杜如晦,杜如晦看着苏宁的眼光就愈加的满意和惊异,为此,他是这样看待苏宁的。
不说别的,苏宁的这份眼光和长远的视角,已经足以弥补他在军事能力上的不足,杜如晦认为,苏宁虽然在军事能力上尚有所欠缺,但是他自幼就没有受过儒家教育,他的思想完全具备了侵略性和进取性,和大唐的很多决策人物不同,苏宁并不迂腐,并不在意虚名,更在意实实在在好处,而且是相对于整个大唐,绝非他一人或者是他的好友们,他的决策出发点,是大唐,是全大唐。
他在制定国家战略上的价值,远远高于他的战场上的价值,大唐不缺悍将,不缺名将,乃至于不缺统帅,也不缺年轻一代的新秀,自从军事大学建立起来之后,军中力量就等到了很好地保证与传承,新一代的军事将领正在茁壮成长,以薛仁贵和王玄策为首的新一代将领已经崭露头角,而苏宁的军事能力和他们目前其实是旗鼓相当的,甚至于在军事上,薛仁贵等人的发展都会比苏宁还要好。
但是放在国家战略的决策问题上,苏宁拥有超乎常人的眼光和入木三分的洞察力,往往可以用常人想象不到的方式思考一个问题,从来带来截然不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往往被之前的决策者们所忽略,但是其中一定蕴含着大量的利益,否则像苏宁这种人是不会在意的。
正如同此次西突厥的事情,旁人在意的都是西突厥能否臣服,能否向大唐朝贡,能否做到两国无战事,和平相处,获取更多的俘虏促进劳动改造,为大唐赢得发展的时间,其他的都不重要;可是苏宁不这么想,他所想的是如何通过控制西突厥获取最大的好处,乃至于通过西突厥人打下来的基业,把大唐的力量向已经失去了数百年的西域各国延伸,乃至于更西边,过去的大食和大秦国所在的地方,那些地方都只在书本中才有所记载,我们甚至完全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