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股风气在明末的时候,表现的最为明显,秀才徐guang启,在家乡和广东、广西教书,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广泛阅读古代的农书,钻研农业生产技术。由于农业生产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又离不开数学,他又进一步博览古代的天文历法、水利和数学著作。他曾说写文章要先有气势,探究道理到极致,才足以流传千古。
后来,他劝服利玛窦传授西方的科学知识,利玛窦答应了。他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著作《原本》做教材,对徐guang启讲授西方的数学理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徐guang启完全弄懂了欧几里得这部著作的内容,深深地为它的基本理论和逻辑推理所折服,认为这些正是我国古代数学的不足之处。
于是,徐guang启建议利玛窦同他合作,一起把它译成中文。开始,利玛窦对这个建议颇感犹豫,因为欧几里得的这部著作是用拉丁文写的,拉丁文和中文语法不同,词汇也很不一样,书里的许多数学专业名词在中文里都没有相应的现成词汇。要译得准确、流畅而又通俗易懂,是很不容易的。早先曾有一个姓蒋的举人同利玛窦合作试译过,就因为这个缘故而不得不半途而废。但徐guang启认为只要肯下工夫,总是可以译成的。在他的一再劝说下,利玛窦也就同意了。
万历三十四年年的冬天开始,开始了翻译工作。先由利玛窦用中文逐字逐句地口头翻译,再由徐guang启草录下来。译完一段,徐guang启再字斟句酌地作一番推敲修改,然后由利 玛窦对照原著进行核对。译文里的“平行线”、“三角形”、“对角”、“直角”、“锐角”、“钝角”、“相似”等等中文的名词术语,都是经过他呕心沥血的反复推敲而确定下来的。
万历三十五年年的春天,徐guang启和利玛窦译出了这部著作的前六卷。同年,《几何原本》前六卷正式出版,马上引起巨大的反响,成了明末从事数学工作的人的一部必读书,对发展我国的近代数学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徐guang启虽然没有能够再和利玛窦一起译出《几何原本》的后九卷,但他又陆续写了许多其他的科学著作。
和同时代的士大夫相比,徐guang启走了一条不同的路。他不像海瑞那样抬着棺材劝说昏君,也不像汤显祖那样沉迷于浅吟低唱。他扎扎实实地致力引进先进的科技——这在当时属于不入流的“术数”,与他所任的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的身份是不相宜的。他生前主持编译的《崇祯历法》,奠定了近三百年的历法基础。有徐guang启的“第一”,能做到这一步,莫不是他开阔的胸襟,以及高人一等的目光,还是骨子里善于学习秉性在作怪,因此对于杨峥对于杨溥这番话儿,并不感到如何的意外。
杨溥又走了一步,斜眼看了他一眼道:“对了,你折子上的那四句诗,似不是说的不是逻辑学吧?”
杨峥不得不佩服杨溥的目光锐利,点了点头道:“不瞒阁老,的确不是逻辑学?而是心学?“
杨溥似没想到他应承的这么快,倒是微微楞了下道:“此话怎讲?”
杨峥道:“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
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求诸己。
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
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
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 ,即“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