锄奸队成立了,这在县大队的编制中是一支特殊的队伍。队长李彪,队员王一刀、李双枪和杨过,如果把这四个人分散开来,也不觉得他们会有多打眼。可放在一起就不一样了,像是四块煅过火的钢,整整齐齐,利利索索,惹人眼目。
县大队经历过这次反扫荡的重创后,将息了几日,似乎才恢复了些生气。
他们在白家庄村头的空地上,又操练了起来,声势浩大,情绪高涨。毕竟在这次反扫荡中,损失了大量兵员,招收新兵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村口的一棵老树下,摆了一张条桌,曹书记坐在桌子后给前来报名参军的青年人作登记。大队刘猛负责面试,面试很简单,无非是和人家掰手腕或是捶打两把,看看小青年的劲道如何。力气有了,刘猛接下来就开始提问题了。问题只有两个,第一个是为什么要参加县大队?有人答了打鬼子,报仇。刘猛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怕不怕死?小日本的枪子儿可不长眼睛。
大部分的青年人听了这话,会犹豫一下,但还是坚定地回答只要能报仇,死了也值。
想参加县大队的青年力道有了,回答得也能让刘猛满意,就可以参军了。有的先发了一身军装,或者发一杆枪,没衣服、没枪的,就发一根和枪长短差不多的木头棍子,让人带下去操练。刘猛对那些没有枪的新兵就说别着急,等过几天,俺带你们端几个鬼子的炮楼,就什么都有了。
没枪的新兵脸红脖子粗地、心有不甘地舞弄着一根棍子,练起了格斗和刺杀。
锄奸队的人也在练兵,他们和县大队的大部分人马练的不同,他们练爬树、翻墙和射击。县大队把最好的家伙都武装到了锄奸队,每一个队员都是双枪在手,还将反扫荡中缴获来的自行车配备给他们。自行车这玩意,大都是汉奸骑的,锄奸队员看过,却没有骑过,两个轮子总是不稳,东摇西晃的,人就摔倒了。李彪就冲着自行车发狠,一次次上去,一次次掉下来,逗得围观的众人捂着肚子笑。
围观的人中只有一个人不笑,那就是白冬菊,她眼睛死死地盯着李彪。
当李彪又一次摇晃着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时,她走了过去,一脚踩住了自行车的轮子。
李彪的腰直了起来,他先是看清了白冬菊的一只脚,最后连整个人都看清了。还没等他说话,白冬菊开口了李彪,你说话不算数。
他直视着她,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的样子。
白冬菊说你答应过俺,这次反扫荡后让俺参军。
李彪记起来了,以前自己是说过这样的话。
白冬菊是白家庄的妇救会主任,俩人打小就认识。她父亲是私塾先生,是方圆几十里唯一的私塾先生,他和林振海等一帮孩子觉得新鲜,从十几里外,跑到白家庄看白冬菊的父亲教课。上私塾的孩子,家里一般都比较殷实,再不济的,也有几片山地,当父母的都巴望着日后独生子能有些出息,就让自己的孩子跟着白冬菊的父亲咿咿呀呀地读《百家姓》和《三字经》,大些的孩子还会读《诗经》、《论语》什么的。
看热闹的孩子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在一旁就笑,弄得那些读书的孩子总是心不在焉的。先生就用手势轰他们,像逗鸟一样。孩子们不怕,一起摇头晃脑地念“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弄得课就没法上了。先生再开口时,窗外的孩子们就学着先生的样子嘻笑一团。
冷不丁的,门开了,白冬菊从屋里冲了出去,手里握着一根烧火棍,嘴里咿咿呀呀地喊着。
孩子们见了这等阵式,一哄而散地跑了。
时间长了,林振海和李彪这些野孩子,就在这种游戏中找到了乐趣。他们对那些摇头晃脑读书的孩子没了兴趣,却对白冬菊深深地吸引了。白冬菊比他们小不了两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一件碎花衣服,一张小脸涨得通红,手里乱舞着烧火棍。那样子,在野孩子的眼里比呆头呆脑地读书的孩子有趣多了。他们一次次地来,她就一次次地出来追。他们还给白冬菊编了顺口溜白冬菊干着急,拿着火棍去赶集,脚底踩了西瓜皮。
他们一喊,白冬菊就气得抹眼泪,一张小脸由红转青。
半大小子就是贪玩,隔三岔五的,割完猪草,他们就一遍遍地和白冬菊玩这样的游戏。后来,再长大些,也就失去了捣乱的兴趣。
日本人来后,成立了维持会,还开了日本人的学校,逼着中国的孩子学说叽哩哇啦的东洋话,他们要从到文化彻底地征服中国人。
白先生生性耿直,日本人不让办私塾,他就偷着办;白天不能上课,他就把学堂转移到地下,在自家的菜窖教孩子们读书。在这期间,他甚至被日本人抓进城里洗过脑子,可关了几天,他出来后还是继续教书。再以后,没有孩子敢来上课了,他就站在院子里自己读书,声音朗朗,压过了学堂里哇啦哇啦的日语。
日本人终于恼了,一根绳子把白先生绑了。
耿直的先生,直到这时也没有低下身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他破口大骂。
就在村口那棵老树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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