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同治十二年,西历1873年,报纸这东西在中国大地已经不算稀罕玩意了。
虽然远没有民国阶段来的繁盛,但无论是广州的《羊城采新实录》,香港的《外中新报》,上海的《申江新报》【申报的前伸】、《上海新报》,还是宁波的《中外新报》,汉口的《昭文新报》,这些个通商口岸涉及到的城市都有中文报纸的身影在出没。甚至连北京都出现了《中西闻见录》,如此就更别提早二三十年就充斥在租界的英文报纸了。所以,上海租界里再诞生一个《大公报》,也不出奇异荒诞。
此报诞生已经年余,因为资本不大,更无硬朗的后台,所报内容也乏善可陈,一直来只能勉强生存着。可是这一回法越战争,却给《大公报》命运带来了转机,让它陡然成为了上海民众最受追捧的报纸。因为它详细报道了秦军入越之后的两场最重要战役:河内之战和顺化之战。
越南第二次与法国的战争,打开之初这档事对中国几乎没有影响。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越南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地方,涉及到属国安危和大清朝的脸面,关系的也只会是朝堂重臣,连不相搭界的地方官员对此都不理会。直到越南国书求援北京,秦军奉命涉入越南战场,才陡然成为百姓们关注的热点。但这依旧没有让这些报刊的注意力,放到秦军的身上。因为这些中文报纸的新闻嗅觉和自我能力,还没达到这一境地。于是,《大公报》成为了吃螃蟹的第一人。
它的老板——王庆。当然没大方到派人到越南进行战地采访,他只是派人去了香港,并且让他的文员在香港雇佣一个懂英文的人做翻译,他自己也在上海本地雇了一个英文翻译,紧盯着上海英国殖民当局的喉舌——《字林西报》。每每遇到关乎法越战事的报道都第一时间汇总起来。然后第二次就变成中文报刊《大公报》上的一个个方块字。
那香港报业消息的灵通就不说了,只说《字林西报》这份英文报纸,多少年来就以重视时事、外交方面的消息著称,经常就中外关系、中国政局的等等问题发表看法,本身具有较浓的政治色彩。更重要的是,去年时候。也就是1872年,其与英国通讯巨头路透社远东分社(上海)签约,从此在中国长期独享该社电讯。可以说《字林西报》的消息灵通性,比之香港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庆派人去香港的解释是——此地处两广,临近战场。会有一些地区性的消息传到来。实际上却是一种红果果的掩护,王庆派去香港的人,正是上海站的成员。而王庆本人也用自己那‘痛苦’学来的一口半生不熟的中国式英语,以及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将自己成功伪装成一个小有资本,小有想法的中国新式文人。
一切的因果和来龙去脉都值得推敲,王庆以一个文化人的身份在上海滩取得了立足,也彻底打响了《大公报》的名头。
秦军河内大捷、顺化大捷。激起了上海民众绝对的爱国心。同时也让这些新闻报道迅速被全国各地的中文报纸转载,在北京都没正式接到刘暹报捷文书的时候,京津、湖广、陕西、河南、上海、两江、两广岭南等。半个中国的老百姓、士绅、官员,就都已经知道刘暹大胜法夷的喜讯了。
特别是津京地区,喜报传来,民众一时失声,但是在震惊反应过来后,整个民间顿时沸沸扬扬。热情澎湃如火,不可抑制。
本来刘暹在民间就有国朝第一名将的风头。这些就更是坐实了。就如上问说的一样,让老百姓们觉着自个腰杆儿都硬了几分!
整个大清。只要是消息传播到的地方儿,都沉浸了对法战事的讨论、赞美、鼓吹、激昂以及分析当中。
北京城的茶馆边地都是。这个时候你去茶馆瞧瞧,随便一座,一雅间,关于刘暹和秦军大胜的议论、赞美声就扑面而来。先前刘暹上书办铁路带来的诽议,被一扫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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