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谢,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去孤儿院。”
“我记得很清楚,一排漏风漏雨的破房子,几只断了脚被胶水粘上的烂椅子,半片孩子们嬉戏打闹的洼地,那就是全部。”
“几十个或者失去了父母,或者因为身体残缺被拋弃的孩子挤在一起,他们穿的衣服都是別人捐的,不合身,不好看。”
他们在最艷丽的年纪,却只穿著灰扑的旧衣服,
他们在最敏感的年纪,却遭受著无数人的白眼。
老赵的声音里,带著回忆的恍惚:
“我记得很清楚,那些孩子的眼睛可亮了,看见我们过来,都哥哥姐姐的叫著。”
“那时候有个小女孩,大概五六岁,她拉著我的衣角,问我会不会讲故事。”
老赵顿了顿,他的声音有点沙哑:
“我哪儿会讲什么故事,我写的那些弯酸文章哪儿能念给他们听,我就把课本上能背下来的故事给她说了一遍,她听的特別认真,眼睛一眨一眨的。”
“后来要走的时候,她又拉住我,从口袋里掏出半块化得不成样子的水果糖——”
“不知道存了多久,糖纸都化的黏糊糊的,她说:哥哥,这个给你,谢谢你给我讲故事。我接过那颗糖,糖纸都粘手上了。”
那是她最宝贵的宝物。
那颗水果糖很甜,甜到,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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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甘还在赵立春的口腔里迴荡,经久不衰,生生不息:
“周老师看见了,摸摸她的头,对她说:小梅真乖。”
“然后转过头,对我们说:看见没?这些孩子,比谁都懂事,比谁都懂得感恩。”
“回去的路上,周老师跟我们讲,他是抗战遗孤,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后来读书,工作,当了老师,他说现在生活好了,能帮衬一点就是一点。”
其实......他的生活哪里好啊?
我记得特別清楚——
他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口磨的很烂,被他细细缝过,
那已经是他最好的衣服了,只有去孤儿院的时候,他才会穿那件衣服。
他不想让孤儿院的院长孩子有负担,他想告诉他们:
看,我现在过的可好了,捐给孤儿院的,都是我在生活之余剩下的!
不用担心我。
“周老师03年的时候走了,肝癌。”
“发现的时候还是早期,他没治,把退休工资和死后抚恤金都留给了孤儿院,走之前,我去看他,他拉著我的手:立春,我闭不上眼睛。”
我走了,他们可廊子办哦?
没得人给他们添衣,没得人给他们送菜,
他们要廊子才能熬过去哦,
他们,要廊子才能长大哦?
晚期的癌症多疼啊,
那个古怪的小老头,却连一支止痛药都没打过。
想到这里,老赵的声音哽住了:
“后来,我答应了周老师,接他的班,替他好好照顾孤儿院的孩子们。”
“工作以后,我就学著当年的周老师,给孤儿院捐钱捐东西,最早是五百,一千……到现在,是一万。”
每个月一万。
那是一个平凡的人民教师能拿出的,所有的钱。
为了这些钱,他喝茶叶沫子,骑自行车,开补习班......
为了他们,也为了给周老师的承诺,
赵立春打了二十年的光棍,抠搜了二十年的光阴。
周老师,放心呢,我还在,
孩子们,放心呢,有我在。
“所以你现在……”
“所以我现在,得多赚点钱。”
老赵说:
“福利院那边,现在又接收了不少孤寡老人,条件还是不好。孩子们要穿衣,要上学,老人们要吃饭,要看病......”
不够啊,钱怎么算,都不够啊......
我是个没本事的人,只会讲几句之乎者也。
我只能再干,多干,再省,多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