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9章 昔年诗案
任命苏軾入政事堂的消息传开,朝臣皆惊。
大宋从朝堂到民间,从文坛到青楼勾栏,对苏軾的名字自然是不陌生的。
当世文豪的尊称,不是后世加上去的,苏軾在世时,他便在世上有著无比崇高的地位。
不过苏軾的地位仅限於文坛诗坛,朝堂上他当然也出名,不过最出名的是多年前的乌台诗案。
自从被贬謫后,苏軾基本就从大宋的权力中枢消失了,若不是他的弟弟苏辙还在任,別人恐怕根本不会想到官场上还有苏軾这个人。
文坛上的地位,和官场上的地位是两码事。
不否认天下许多官员,甚至包括位高权重者,皆是苏軾的狂热粉丝。
但也仅止於“粉丝”而已,最多就是在苏軾被贬謫路过某地时,本地官员粉丝出面求见,设宴款待,积极帮忙解决苏軾生活上的困难。
至於苏軾曾经涉及到的乌台诗案,粉丝们可一个字都不敢上疏帮他陈情辩白。
大家追星都很理智,可以为心爱的哥哥打cll,应援,举灯牌,接站,但——
——不买周边。
当然,苏軾在文坛的地位崇高,曾经亦有不少门生弟子,这些人里面包括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都被后人称之为“苏门学士”。
这些人也有步入仕途当官的,也有心想把苏軾从顛沛流离的命运中解救出来,无奈这些门生弟子相比整个朝堂的新党势力来说,终究人微言轻,无可奈何。
所以大宋早年便出现了一种怪异的现象,明明是文坛大家,在仕林文坛拥有无比崇高的地位,粉丝遍布大江南北,其中不乏当权者。
可偏偏大家却只能任由这位文坛大家被朝廷一贬再贬,命运如同浮萍般飘游不定,一生坎坷,深陷泥泞。
直到乌台诗案多年后的今日,官家终於开恩,將苏軾调入政事堂,六十多岁的年纪才终於被官家和朝廷器重,晚年否极泰来。
朝臣们的反应很复杂,有高兴的,也有嫉恨的,对苏軾的入相,曾经的新党官员自然是看不惯。
文坛地位是一码事,政见不合是另一码事,总不能因为苏軾在文坛的地位,因为他作的无数经典文章诗词,就无底线地认同他的政见吧。
任命圣旨传开后,当即便有许多朝臣上疏反对,很多人在奏疏里重提“乌台诗案”,把苏軾曾经的表现描述得非常恶劣,总之就是,苏軾此人不可重用,官家更不宜將他调入政事堂。
乌台诗案,大宋很著名的一桩案子。
从表面看,不过是有御史参劾苏軾在一篇名叫《湖州谢上表》的奏疏里,提到了一些比较敏感的用辞,如“新进”“生事”等,於是被御史拿住了把柄。
再將苏軾曾经出过的一本诗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里的某些诗句对比起来,於是苏軾被人拿捏的把柄更多了,被人群起攻之,皆参其“指斥乘舆”之罪,意思大抵就是“谤君”。
表面上,不过是文人的小心眼儿发作,拿苏軾的只言片语大作文章,將其无限放大,目的就是搞臭他,搞死他。
实际上,乌台诗案其实是在当时的神宗先帝的默许甚至授意下,新党藉由此事对旧党发起的一次大清洗。
毕竟当时的案子入狱的可不止苏軾一人,而是牵扯了一大批旧党官员,这些人或被罢官,或被贬謫,永远被赶出了朝堂权力中枢,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由此掌握了朝堂的发言权,扩张了新党势力。
明明不过是几个字眼,几句诗的事儿,为什么会闹得这么严重,为什么连皇帝都默许,差点亲自下场捶爆苏軾?
因为当时神宗欲变法,王安石推行新政受到的阻力太大,於是神宗和王安石都意识到,朝堂必须清除掉一批顽固守旧分子,才能让新政顺利推行下去。
说到底,事情的起因就是这么简单。
你们旧党不听话,就除掉你们,至於除掉的理由,可以是任何藉口,哪怕只是一句诗,一个用辞不当,甚至你今早参加朝会左脚先迈入殿门,都可以成为理由。
这便是“乌台诗案”的本质。
它不是针对苏軾个人的文字狱,而是一场早有预谋,且血淋淋的残酷的政治斗爭。
当年在诸多反对王安石新法的旧党官员里,就数苏軾跳得最欢,反对的声音最大,再加上苏軾的性格本就狂放不羈,平日里的言行並不谨慎,这种人最容易被拿捏把柄,新党不弄他弄谁?
神宗年间的事,到了如今的靖康朝,已然过去了数十年,当年意气风发的苏学士,因为此案的余波未息,命途坎坷浮沉数十年后,今日终於再次回归朝堂,入堂秉政。
世事沧桑,莫此为甚。
许多朝臣仍然记得当年的乌台诗案,上疏諫止苏軾入堂。
无数奏疏被送到赵孝騫的桌案上,他却看都懒得看,便命郑春和发回了政事堂。
事情都过去几十年了,还揪著当年那点破事儿不放,有意思么?
再说当年的诗案,苏軾本就是个不幸躺枪的倒霉蛋,神宗和新党原本就准备清洗朝中旧党,苏軾只是正好被拎出来当作理由罢了。
神宗年间,变法阻力太大,清洗朝中顽固分子可以理解为形势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