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女宪兵——我瞥了一眼她胸前的姓名牌:维克托.维多利加——用胳膊肘了德克一下。
德克正在犹豫该不该上前,那个沉默的黑髮女性已经轻轻推了他一把。他踉蹌了两步,不得不在我面前停下来,脸上带著一种介於尷尬和担忧之间的表情。
“猩红女士。”他开口了,声音比刚才在车里听我讲战爭故事时拘谨得多,“您……您还好吗?”
我没有立刻回答。
手里还攥著那张支票。凛音的笔跡,荷兰合作银行的本票,空白的金额一栏,像一道新鲜的伤口。
她说得对。
她说得全对。
我確实没有犹豫“怎么说才对”,我在犹豫“要不要对她诚实”。而最后,我选择了那个最懦弱的选项——什么都不说,用沉默把她推开,就像我推开小忆,推开雨晴,推开米哈伊尔……两百年来我推开身边的每一个人一样。
“猩红女士?”
德克又叫了我一声。他大概是以为我受了什么刺激,需要帮助。
但真正刺伤我的不是凛音的话——那些话虽然刺耳,但每一个字都是事实。
真正让我感到某种东西在胸腔深处裂开的,是我意识到自己居然无话可说。
我本来可以追上她。
我本来可以在她说“保重”的时候叫住她,告诉她真相——告诉她我把自己隔绝起来是因为我放任自己坠落进一个我两百年都没有学会正確面对的深渊里,而不是因为不在乎她。
但我没有。
就像我从来没有追过小忆,坦白我的心结,没有追过雨晴,直言我的感谢……没有追过任何一个在某个路口转身离开的人。
“猩红女士。”德克的声音有种粗糲的柔和,“需要我们帮您准备车吗?或者——”
“unopa的人在这里吗?”
问题脱口而出,比我预想的更生硬。
德克愣了一下。
我看著他。他的表情从担忧变成了困惑,然后变成了一种我非常熟悉的——掩饰。
“这里?”他试探性地问,“您是指——”
“別跟我打太极,德克。”我收起那张支票,把它折起来塞进口袋,“我不是在问你们宪兵队的人。我是在问unopa的联络组。这个医院现在有unopa的人吗?”
德克看了维多利加一眼。
那位从头到尾都没说过一句话的女宪兵微微点了点头。
“有。”德克嘆了口气,像是终於放弃了抵抗,“unopa的现场协调组在四楼有一个临时指挥点。他们在爆炸之后就接管了一部分安保和后勤工作——不公开,是通过荷兰政府的渠道协调的。”
“icc知道这件事吗?”
“……大概不知道。”
“大概?”
“荷兰皇家宪兵队应icc的请求,负责他们的要员安保。unopa的介入是通过另一条线——国防部那边。”
德克的语气变得谨慎了,
“我只是个宪兵中士,不是特別清楚上面的协调细节。但我知道unopa的人在爆炸发生后就过来了,一直在配合医疗组的工作。”
我没有追问他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
因为答案不重要。
重要的是unopa確实在这里。他们在海牙,在莱顿,在每一个和这件事沾边的地方。他们的人渗透进了icc的安保体系,渗透进了医院的指挥系统,渗透进了——
渗透进了小忆的世界。
表世界一连串的危机给这个机构带去的不只有危险——更多的是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