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很久,该怎么自然地把这一切接下去。
水面上那几片被风带走的落叶已经看不见了。对岸的灯光把运河染成了稀薄的金色。
最终,我站起身。
“我该回去了。”
穆尼奥斯也从长椅上起身,拍了拍大衣下摆,像是在驱散什么。看起来比刚才稍微放鬆了些。
“是不早了。”她顺道撇了眼手机。
晚上七点二十三分。
我们相对站著,有一瞬间没有人开口。
然后穆尼奥斯伸出手。
“如果我刚才的话让您觉得不舒服,”她说,“那不是有意的。”
“理解。”我回握,“倒不如说,一名检察官要是没有把言语化作武器的能力,我反而要怀疑她能不能做好这份工作了。”
“这是夸我还是损我?”
“都有。”我说,“比例差不多。”
穆尼奥斯轻轻笑了,像是被什么意外地逗到。
和她在法庭上锐利的样子不同,街灯把她的侧脸映照得有些疲惫,那个笑容里,只是一个在深秋傍晚和朋友说了太多话的普通人。
“也许明天裁决出来之后,”她说,“我们就没有什么理由再见面了。”
“icc没有遍布全球的驻地。我的工作把我圈在很固定的几个城市,你的工作把你送去任何需要你的地方。轨跡不太可能再次重合。”
“但如果怀著同一个目的,我相信我们终会在终点相遇。”
“……你不知道终点在哪里。”
“没有人知道。”她说,“但这不妨碍我们朝同一个方向走。”
没有更多的话。
有些事情不需要被说得更满。
我点了点头,转身沿著来时的路往回走。
身后传来她的脚步声,渐行渐远,最终消散在夜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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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酒店的时候,底层的临时安保指挥所还亮著灯。
透过半开的门,我看到三个穿著便装的宪兵队成员围坐在一张摺叠桌前,桌上摆著几罐啤酒和一盒披萨。
“——所以我说,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三颗子弹,胸口,那个距离——”
“闭嘴,范登伯格。你看过尸检报告吗?没有吧。那就別瞎猜。”
“但她確实活下来了。而且现在——”
话音戛然而止。
三个人同时转头看向门口。
看到是我,他们的表情变得很微妙——介於尷尬、警惕和某种说不清的好奇之间。
我敲了敲门框。
“有空吗?”
那个被叫作范登伯格的年轻人——大概二十五六岁,金色短髮,脸上还有些青春期留下的痘印——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
“当、当然!猩红女士,您需要什么?”
“我想去医院看看莉赛尔。”我说,“能麻烦你们带我过去吗?”
三个人对视了一眼。
坐在桌子另一侧的是个年纪稍大的男人,三十出头,深棕色头髮,下巴上蓄著修剪整齐的鬍鬚。他先开口:“当然可以。我们正好要去换班。十分钟后出发,可以吗?”
“可以。”
“那我去准备车。”范登伯格立刻站起来,动作有些过於急促,差点撞翻桌上的啤酒罐。
第三个人——一个看起来比较沉默的黑髮女性——默默收拾起桌上的东西,把披萨盒叠好,啤酒罐扔进垃圾桶。
十分钟后,我坐在一辆黑色的大眾途锐后座上。
范登伯格开车,鬍鬚男坐在副驾驶,黑髮女性和我一起坐在后排。
车子驶出停车场,拐上主干道。海牙的夜晚车流不算密集,街灯把路面照得通明。
“猩红女士。”范登伯格从后视镜里偷偷瞄了我一眼,“我能问个问题吗?”
副驾驶上的鬍鬚男——我听他们叫他“德克”——立刻转过头:“范登伯格——”
“没事。”我说,“问吧。”
范登伯格舔了舔嘴唇,像是在组织语言。
“您——您真的活了两百多年吗?”
“两百一十三年。”我纠正,“如果从1811年算起的话。”
后视镜里,他的眼睛睁大了一点。
“那您——您见过拿破崙吗?”
我忍不住轻笑了一声。
“没有。我醒来的时候,拿破崙已经在准备远征俄国了。而我那时候只是一个刚刚『诞生』的吸血鬼,连自己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但我见过拿破崙战爭的尾声。”我继续说,“1815年,滑铁卢战役之后。我那时候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个小镇——不是现在这个布鲁塞尔,是一个更小、更破败的版本。”
“战爭结束后,伤兵被送回来。那些小镇上临时搭建的医院——如果能叫医院的话——挤满了人。需要截肢的、高烧不退的、伤口感染的。现代意义上的麻醉剂还尚未被发明出来,消毒措施几乎没有。”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路过一个临时医院的后院。月光很亮。我看到地上堆著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