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皇家宪兵队在莱顿大学医学中心附近三百米的地方,帮我订了一间酒店。
说是“酒店”,其实是一栋战后改建的联排公寓,三层楼,红砖外墙,窗户很小。
底层被改造成了临时安保指挥所,二楼和三楼各有两间客房。
走廊里舖著深绿色的地毯,踩上去发出闷闷的声音,像是在踩一块湿透的海绵。
房间不大。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一把椅子。窗帘是米色的,拉开之后能看到对面一排同样的红砖建筑,屋顶上停著几只海鸥。
我坐在床沿,看著自己的手。
莉赛尔的血已经洗乾净了。指甲缝里残留的深褐色痕跡,在第三次用肥皂搓洗后总算消失。但手指上还留著一股淡淡的铁锈味……或者只是我的想像。
手机屏幕亮著。
十七条未读消息。
尼克斯三条,雨晴两条,亚伯拉罕四条,琥珀金一条。凛音——凛音发了五条,全是语音消息,最后一条的標题是“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管我!!!”。
还有两条来自我不认识的號码。
我没有打开任何一条。
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朝下,扣在床头柜上。
然后我躺了下来,侧身抓过枕头。
爆炸发生在法院南门停车场。
距离法庭大楼直线距离不到六十米。
三辆医疗车——两辆救护车和一辆医疗指挥车——在审判开始前两小时就位。车上配备了全套急救设备和十一名医疗人员。
炸弹被安置在医疗指挥车的底盘下方,烈性炸药,遥控引爆。
爆炸同时引燃了两辆救护车的油箱。三辆车在不到两秒內全部被火焰吞没。
十一名医疗人员中,八人当场死亡。两人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一人——一个二十六岁的荷兰女护士——目前仍在烧伤病房里,全身百分之六十二的面积被烧伤。
她的名字叫安娜?德弗里斯。
我知道这个名字,是因为荷兰皇家宪兵队的联络官在入住登记时顺口提到了她。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別的沉重——后来我才知道,安娜是他的侄女。
停车场外围还有十几个人受伤。大部分是广场上的抗议者,被爆炸的衝击波和碎片波及。三人重伤,其余轻伤。
法庭內部,那名在扬?诺瓦克开枪时试图用身体护住莉赛尔的法警,被流弹击中颈部。子弹从左侧锁骨上方射入,穿过颈动脉旁两毫米的位置射出。他没有死,但颈椎受损,右臂可能永久失去知觉。
他叫彼得?扬森,四十四岁,在 icc工作了十二年。妻子是幼儿园老师,两个孩子,大的八岁,小的五岁。
炸弹的来源至今不明。
没有组织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
荷兰警方、国际刑警组织和 unopa的联合调查组用了四天时间,对爆炸现场进行了地毯式搜索。他们在指挥车残骸中发现了引爆装置的残片——一个商用无线电遥控模块,型號在网上就能买到,售价不到三十欧元。
炸药的化学分析结果指向一种军用级別的塑性炸药,但具体来源无法確定——同类型的炸药在至少十四个国家的军火库中都有库存,黑市上的流通量更是不可追踪。
监控录像显示,审判前一天的傍晚,有一个穿著反光背心的“工作人员”在停车场附近活动了大约十五分钟。他的脸始终被帽檐和口罩遮挡。他用小车推著一个工具箱,动作从容不迫,看起来和法院日常维护的承包商毫无区別。
没有人盘问他。
他走了以后,地面上多了一组轮胎印——工具箱里装著某种重物,在沥青上压出了浅浅的凹痕。
印痕延伸到医疗指挥车的底盘下方,然后消失。
那个人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摄像头的画面里。
icc在爆炸后的第三天向我发出了一份正式通知,措辞礼貌而谨慎——“鑑於案件的特殊性质,本庭希望就若干技术性问题向猩红女士进行补充询问。”
技术性问题。
他们连该问什么都不確定,只能用这种含糊到几乎失去意义的词来掩盖自己的茫然。
询问在法院大楼东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进行。窗户用百叶帘遮得严严实实,桌上摆著矿泉水和一台老旧的录音设备。迪奥普法官没有出席,派了一个叫菲利克斯?恩格尔的副书记官来主持。
恩格尔大约三十五岁,长脸,深棕色头髮往后梳得一丝不苟,戴著一副无框眼镜。他面前摊著一沓列印好的问题清单——至少三十页,用回形针分成了若干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