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恐怖分子。”
他一个一个地列举,像是在清点超市的存货。
“有时候这三个词指的是同一个人,有时候不是——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什么?”
“他们都有一个故事。”米哈伊尔说,“一个关於『我为什么走到这一步』的故事,一个被讲了太多遍、太完美、太流畅的故事。流畅到他们自己都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后来加上去的。”
“车臣的一个指挥官,三十四岁,背著十九条人命,其中四个是平民。我审了他三天,他给我讲了他的村庄被炮击的故事——讲了七遍,每一遍细节都分毫不差。语气,停顿,眼神偏移的方向,全部一模一样。我像是在反覆听一段录音。”
“到第三天,我问了他一个不在他故事里的问题:『你妈妈做的饭好吃吗?』”
“他愣了十五秒,然后他哭了。”
“因为那个问题不在他的剧本里。他的剧本里只有『愤怒』『正义』和『復仇』,没有人问过他妈妈做的饭好不好吃,没有人关心那个部分的他。”
米哈伊尔看著我。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一句和他前三天歇斯底里完全不同的话。他说:『她做的酸奶汤总是太咸,每次都放很多盐,但我从来没捨得告诉她。』”
走廊里,一名书记员推著文件车匆匆经过,橡胶滚轮碾过大理石地面,发出咕嚕咕嚕的声响。
“您刚才在会见室里,”米哈伊尔一翻手背,像变魔术一样掏出一枚窃听器装置的接收器,“对著马库斯.范德贝赫、对著霜花和晨星,掷地有声地说了很多话。关於icc的政治博弈,关於审判的本质,关於魔法少女的职责,关於保护孩子,关於索菲亚的手术费。”
“每一句都无懈可击,每一句都是您发自內心相信的东西。”
“但那只是您的故事。”
“您准备了两百年的、关於『我是谁、我为什么战斗』的故事。”
“太完美了,太流畅了,合理到——”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的声音比我预想的更尖锐。
米哈伊尔没有退缩。
“我想说——您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
我愣住了。
“您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他重复了一遍,“那些极端主义者,那些我审讯过的人,他们不是一夜之间变成那样的,没有人是。”
“他们是一点一点被自己的故事吞噬的。”
“先是有一个创伤,然后是一个解释——『我为什么会受伤』,然后是一个使命——『我要做些什么来回应这个伤痛』,然后是一个身份——『我是执行这个使命的人』,然后,使命变成了全部。创伤被埋在下面,越埋越深,深到他们自己都够不著了。”
“他们以为自己在为信仰而活,但实际上,他们在用信仰代替活著。”
“您也一样。”
“您用『魔法少女』代替了活著,用『母亲』代替了活著,用『战士』『指挥官』和『保护者』代替了活著。您披上了那么多层盔甲,扛下了那么多职责,满足了那么多个需要您的人——”
“但在所有这些头衔下面,那个您在和秘书长的电话里提到的、1811年在维也纳森林里醒来的存在——”
“她还在吗?”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动的手。
只是忽然之间,我的手已经攥住了他的西装领子,拉著他大衣的翻领,用力向下一扯。
隨即我意识到了什么。
一米六出头的身高,十七岁的脸,拉伸著手臂仰头揪住一个高出自己將近二十厘米的男人的衣领——这个姿势看起来荒唐透顶。
我大概像一只炸了毛,正努力扑向人面门的猫。
一名路过的法院工作人员停下脚步,看了我们一眼,隨后立刻移开视线,低著头快步逃离了现场。